唐小兵 

　　1927年12月1日，蒋介石与宋美龄两人于上海西摩路（今陕西北路）369号的宋家和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的大华饭店举行结婚仪式，此一结合曾被一语双关地称为“（蒋）中（正）（宋）美（龄）合作”。结婚之际，正是主持北伐的蒋介石基本上底定中原意气风发的时刻，在接受报刊采访和面向公众发表演讲时，志得意满的蒋介石宣扬时髦的“革命＆恋爱”人生观，大意是若恋爱不成功，婚姻不幸福，则人生与革命均意兴阑珊了无生趣。此论一出，社会各界赞成者有之，反对者有之，不屑一顾者亦不乏其人。

　　当时主持《大公报》笔政的张季鸾，公开撰文批评权势熏天的蒋介石的“人生观”，在此前后，《大公报》亦刊文批评国民党掌控政权之后推行党化教育、厉行新闻管控、推行舆论一律的倒行逆施。此时此刻的《大公报》正当1926年改组之后生气蓬勃之际，以“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四不方针及其实践驰名报界，锐不可当而谠论迭出。蒋介石与宋美龄结婚的第二天，张季鸾就在《大公报》社评版发表《蒋介石的人生观》，痛斥蒋介石所谓“有美满姻缘始能为革命工作”的人生观是一种似是而非道貌岸然的人生观，人生意义的丰富与饱满，并不一定取决于世俗婚姻之幸福，而恋爱之成功与否更系私人生活之范围，与其时反对军阀势力重建中国社会的革命毫无关系。

　　张季鸾充满感情地写道：“呜呼，常忆蒋氏演说有云：‘出兵以来，死伤者不下五万人。’为问蒋氏，此辈所谓武装同志，皆有美满姻缘乎？抑无之乎？其有之耶，何以拆散其姻缘？其无之耶，岂不虚生了一世？累累河边之骨，凄凄梦里之人！兵士殉生，将帅谈爱，人生不平，至此极矣。呜呼，革命者，悲剧也。革命者之人生意义，即应在悲剧中求之。乃蒋介石者，以曾为南军领袖之人，乃大发其欢乐神圣之教。夫以俗浅的眼光论，人生本为行乐，蒋氏为之，亦所不禁。然则埋头行乐已耳，又何必哓哓于革命！”

　　以张季鸾之视角，革命是一将功成万骨枯的人世间大悲剧，而革命造就的领袖对于那些为了崇高的理由而牺牲的年轻生命，应该有一份顾念与体恤之情，以将帅婚姻的幸福与恋爱的虚荣，来粉饰革命者甚至“被革命者”灰暗的人生，无疑是对那些革命洪流中被消音的底层人物的二度伤害。累累河边之骨，凄凄梦里之人，正应了“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的哀婉情调，折射的是张季鸾对普通民众在大时代的坎坷身世之同情。这份身在公共舆论最高层，却心系社会最底层的淑世情怀，与张季鸾个人的身世与人生观有着密切的关联。

　　张季鸾祖籍陕西，十三岁时，进士出身的父亲张翘轩病故在山东济南任上，寒冬腊月之中，张季鸾骑驴旅行三日，赶上启棺含殓，哭拜最后的遗容。父亲身后的张家一贫如洗，其母带领张季鸾兄妹三人自山东回陕西扶柩归葬，一路辛苦一路风尘，让官宦子弟出身的张季鸾对苦难中国的底色有了一份切身体验。其后张母病逝，张氏兄弟姐妹大多夭折凋零，在陕西教育公费资助下张季鸾负笈日本，参与同盟会的革命事业，归国后参与多份革命报刊之创办。

　　1926年入职新记《大公报》馆之后，一直到1942年张季鸾因病去世，张季鸾成了《大公报》这份民国第一大报的灵魂，张季鸾个人的声望在抗战时期更是达到其人生的顶点。身份和地位在改变，结交的人群在变化，时局更是风云变幻，可盘旋在张季鸾心灵世界的那一份精神底色却几乎从未有过改变，很难说张季鸾是一个纯粹的传统主义者或西化的自由主义者，他似乎是一个无法被历史论述归类的人，却因此而成为一个值得后人反复细说和重访的历史人物，或许至少有一点是明确的，张季鸾是一位弥漫着浓厚士大夫意识而又深具现代民族国家认同的报人。

　　1934年12月25日，张季鸾在《国闻周报》发表一篇《归乡记》，细述其离家三十年后重返故土的见闻与感触，其中有两段文字谈到其个人的人生观，恰恰可以与他在七年前批评的蒋介石的人生观成一对照，而从这些吉光片羽的内心独白中，也可以让我们体察到支撑张季鸾强韧的生命世界的骨架。

　　张季鸾说：“我的思想，是赞成维持中国的家族主义，但是要把它扩大起来。扩大对父母对子弟的感情，爱大家的父母与子弟。从报答亲恩，扩大而为报共同的民族祖先之恩。这种思想，是很对很需要。同时，应该排斥只知自私的错误的家族主义，不要只求自家繁荣，甚至于不惜损人利己。”张季鸾将其人生观的核心命名为“报恩主义”：“我的人生观，很迂浅的，简言之，可称为报恩主义。就是报亲恩，报国恩报一切恩！我以为如此立志，一切只有责任问题，无权利问题，心安理得，省多少烦恼。不过我并无理论，不是得诸注入的知识，是从孤儿的孺慕，感到亲恩应报，国恩更不可忘。全社会皆对我有恩，都应该报。现在中国民族的共同祖先，正需要我们报恩报国，免教万代子孙作奴隶！”

　　这听上去似乎卑之无甚高论，其实却是支撑相当多中国人日常生活的心智结构，在中国人的价值系统与文化意识中，个人从来不是拔地而起的原子化的个体，而是生活在由恩情与回报构成的环环相扣的情感世界之中的，个体对他人的感恩与情怀可以从血缘性的关系，推己及人到拟血缘性的关系网络之中，所谓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而受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等古训，也深刻地说明报恩与市场性的交易行为在本质上的差异，以涌泉来回报滴水之恩的不对等性，正说明中国文化对恩情的感念之心，超乎其他民族文化滋养下的个人之想象。张季鸾正是在这样一种文化传统的浇灌之下，从个人性的前世今生的故事与情怀，通过文人论政的报人生涯，演绎出一段报恩主义的生命实践。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师）

    《东方早报》    日期：2011年12月28日    版次：B10    作者：唐小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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