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八”淞沪抗战已过去80周年，硝烟早已散去，那场发生在上海这座城市里抗击侵略、可歌可泣的战事仍被人所纪念。在民革举办“一·二八”淞沪抗战纪念活动中，记者采访了当年全力抗战的淞沪警备区司令戴戟之外孙、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沈坚。忆及在国难当头、民族生死存亡之际，祖辈以满腔热血和火一般激情作殊死抗争，沈坚说，这种社会担当和强烈使命，尤值得当代继承发扬。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不断在青岛、上海、天津等地挑衅。1932年1月18日，五个日本浪人向闸北三友实业社棉织厂进行挑衅，遭到工人群众反击，驻沪日总领事村井借机提出无理要求，并于1月28日发出最后通牒。就在前一夜，在淞沪警备司令部坐镇的戴戟对战事已有决心，提笔写下日记。前几日蒋介石派何应钦来要求十九路军撤退，已被他与蔡廷锴、蒋光鼐断然拒绝。

    1月28日深夜，日军最后通牒刚送达上海市政府有关部门，海军陆战队已在闸北开始行动，当时的上海市长吴铁城才急忙给戴戟打电话说：“外交手段已用尽了，以后就看军事当局怎样办了。”戴戟愤慨答道：“你全部承认日方无理要求，如何对得起上海老百姓！”说完就把电话挂了。当时的警备区参谋顾高地正站在外祖父身边接受指示，亲耳听到了两人的这番对话，后来写进了回忆录。沈坚说，“在外祖父的心目中，国家尊严、民族大义、对不对得起老百姓是头等大事，绝对含糊不得”。

    “战前，十九路军的将领们都是准备以死报国的，外祖父预立遗嘱，将外祖母和时年七岁的母亲托付于友人李立民先生。蒋、蔡也都作了后事安排而从容上阵。”沈坚说，当时十九路军将领的决心和举动带动了全军，一时间军心振奋，精神百倍，将士上前线时都彼此握手告别，皆言下世再见，令闻者无不动容。

    “国家遭难，军人就应当挺身而出，义无反顾，否则你将无地自容，就是这么一种精气神。”沈坚这样解释祖辈的行为。

    1月23日，在龙华警备司令部召开的军官会议上，蒋、蔡、戴都慷慨陈词，戴戟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成败何足计，生死何足论。只有尽我军人守土御侮的天职，与倭奴决一死战。”一连提到几个“死”字，准备以死相搏、以死相抗，要以军人的赴死来拯救国家于危难之境。为什么总说到“死”？沈坚解释，当时中日国力相差悬殊，日军陆海空实力齐备，我方仅普通步兵装备，日军一再增兵，最终投入兵力七万以上，我军加在一起不过四五万。“仗打得酷烈，伤亡惨重，一寸山河一寸血，整个抗战都是这样。你只要决心抵抗不退让，就得准备赴死。”

    前几年，沈坚与表弟戴飚赴戴戟皖南祖居地寻访，从乡亲口中听到一桩旧闻。抗战期间戴戟任皖南行署主任时，大约1940年初，回了趟老家。祭祖完毕后请乡亲们喝酒，又看学生抗日宣传活动，演唱至《松花江上》时，凄厉哀诉的歌声打动了戴戟。他的悲愤之情突然迸发，情不自禁从席站起，捶胸对大家说：“我身为一个军人，今天不能在前线杀敌雪耻，反而坐在这里饮酒，真是无颜见家乡父老。我对不起阵亡将士，对不起沦陷区人民，对不起家乡父老。”说罢涕泪俱下，向东北方向，向家乡群众深深鞠上一躬，随即拔出手枪要自尽，被众人拦下。

    “实际上，‘一·二八’和福建事变后，外祖父再没带兵上疆场的可能了。我想，他的酒后激情，必是想到当时半壁河山已沦入日寇之手，觉得自己作为军人有责任在国家危难时刻毅然决然站到时代前列。”沈坚说。

    新中国成立后，戴戟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1962年纪念 “一·二八”三十周年时，戴戟当时在安徽省政府工作，偕同蒋光鼐、蔡廷锴分别从北京、合肥专程到上海出席纪念大会，住在锦江饭店。“那时我还在念小学，知道母亲去看望了三位老人。”

    说起“一·二八”淞沪抗战，作为历史系教授的沈坚反复强调，历史不可遗忘，一个忘记自己历史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我不知道我们今天的市民中，还有多少人知道和记得这个日子？”他建议，上海有条件地恢复一些淞沪抗战遗址和纪念物，至少应立碑告示后人，学术界对淞沪抗战的研究仍有不少细节待深入挖掘。
 

    《解放日报》    日期：2012年2月10日    版次：8    作者：张骏

    链接：http://newspaper.jfdaily.com/jfrb/html/2012-02/10/content_745723.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