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元化
（1920.11.30-2008.05.09）
2025年11月30日，是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资深教授、著名思想家王元化先生诞辰105周年纪念日。
中文系今年特别策划举办“纪念王元化先生诞辰105周年”系列学术讲座，以多元视角回望先生的学术思想，赓续其倡导的“有思想的学术与有学术的思想”的精神脉络。系列讲座第四讲选在今天，11月30日，王元化先生诞辰日。
“纪念王元化先生诞辰105周年”系列讲座之第四讲
主题：王元化先生的学问、思想与风范
时间：2025年11月30日（星期日）15:00
地点：华东师范大学闵行校区人文楼5501会议室
主讲：陈平原（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评议：傅杰（浙江大学教授）
主持：陈越光（中国文化书院院长）
主讲人陈平原教授长期关注现代学术史，对王元化先生的学术思想有深入研究，他将系统梳理王元化学术脉络，还原思想现场；评议人傅杰教授作为王门弟子将亲述师者风范，再现思想传承的温度。
此前，系列讲座已举办三场，分别从“文明互鉴”“经典新解”“学人命运”三个维度展开。首讲由敦煌研究院副院长张元林带来《从文明互鉴角度看莫高窟第249窟壁画中的西亚-波斯影响》，以图像与文本的跨文明对话，呼应王元化先生所倡导的“大中文”格局。第二讲由清华大学冯象教授主讲《犹大考：一个多余的人、叛徒，抑或战友？》，通过对福音书叙事的重审，展开一场关于信仰与理性的现代思辨。第三讲由中山大学彭玉平教授以《家庭变故与王国维自沉昆明湖之关系》为题，从历史细节中叩问学人与时代的深刻关联。
敦煌研究院副院长张元林作《从文明互鉴角度看莫高窟第249窟壁画中的西亚-波斯影响》讲座
清华大学冯象教授作《犹大考：一个多余的人、叛徒，抑或战友？》讲座
中山大学彭玉平教授作《家庭变故与王国维自沉昆明湖之关系》讲座
三场讲座各有侧重，共同展现了王元化学术精神的丰富内涵与当代价值。今天的讲座也是“汤一介当代学人讲座”第八讲，“汤一介当代学人讲座”由中国文化书院发起，旨在系统梳理20世纪中国学人的思想遗产。自2023年4月启动以来，先后聚焦冯友兰、杨振宁、梁漱溟、张岱年、季羡林、汤一介、乐黛云七位学术大师，在学界产生广泛影响。
主讲人陈平原教授六年前曾在《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撰文《在乾嘉学风与魏晋玄言之间——重提王元化的意义》，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位思想大家的精神世界。
一
王元化先生不幸仙逝时，我正在香港中文大学讲学，当晚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电话采访，称王先生“用通人的情怀来做专家的学问，以专家的功力来谈通人的见识”。虽说是仓促上阵的“答问”，十二年过去了，现在看来，还是大致恰当的。
描述王元化先生之学识渊博、通晓事理，讨巧的做法，莫过于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思辨录》。此书共收短文377则，摘编自作者六十年来陆续所写文章，“内容涉及思想、人物、历史、政治、哲学、宗教、文艺、美学、鉴赏、考据、训诂、译文校订等各个方面”。在一个普遍推崇专家、学科壁垒森严的时代，如此开阔的视野及襟怀，让人叹为观止。作者自称，文章本无系统可言，“为了读者检索方便，特邀赵昌平先生为本书拟订分类编排目录”。赵总编读书多且趣味雅正，选文及分类恰到好处，人名、编年两个索引更是给读者提供很大方便。唯一的缺憾是，没有注明每则文字的原始出处，若非熟悉的读者，很难将其还原到原始语境。比如该书“学术压思想？”则，实出自王元化与傅杰的谈话，最初入集时题为《关于近年的反思答问》。
所谓“最近有人将学术界一些人开始探讨学术的空气说成是学术出台思想淡化”，那是针对李泽厚的；而这场引而未发的论争，是20世纪90年代学术/思想转向的一个重要节点，不能不辨。先是王元化在《〈学术集林〉卷一编后记》中提倡“多一些有思想的学术和有学术的思想”，后有李泽厚关于20世纪90年代中国“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的讥讽，王先生于是在《关于近年的反思答问》中称：
我不认为学术和思想必将陷入非此即彼的矛盾中。思想可以提高学术，学术也可以充实思想。它们之间没有“不是东风压倒西风，便是西风压倒东风”那种势不两立的关系。而且我也不相信思想竟如此脆弱，会被救亡所压倒，会被学术所冲淡。
对于这场没有充分展开的论争，国内学者（包括我自己）大都站在王元化先生一边。李泽厚先生去国后思想急遽转变，且对国内学人不够了解。而王先生希望兼及思想与学术，在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特殊环境中，花极大心血编《学术集林》，希望借此提倡求是学风，保留读书种子，影响当下以及后世。如此沧海横流，王先生的“践行”，远比李先生的“高论”，更能显现英雄本色。因此，我才会断言：
我相信，日后史家谈论“九十年代”中国的政治、思想、文化、学术，绕不开“王元化”，也绕不开王元化先生那些痛楚且深邃的“反思录”。能在思想史或学术史上留下某种不因时势迁移而被轻易抹煞的印记，这就是“大人物”。这一点，王先生做到了。
二
所谓“有思想的学术和有学术的思想”，背后既有变幻莫测的时代风云，也有个人上下求索的精神印记。具体到王元化先生，那就是他对于“学问”中流砥柱般的坚守——不仅仅是立场及趣味，也包括其治学方面的实绩。虽然王先生在政治、哲学、思想史、文艺学等领域都有贡献，但其作为专门家的一面，更多体现在《文心雕龙》研究。与皓首穷经、著作等身的专业研究者不同，王元化探究《文心雕龙》，其实只有一部专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刊行的《文心雕龙创作论》，1984年印行第二版时，略作修订；1992年改题《文心雕龙讲疏》，作了较大删削，且增加一组新作。可就是这根独苗，“书出版后，得到了郭绍虞、季羡林、王力、钱仲联、王瑶、朱寨诸位先生的奖饰”，且与钱锺书《管锥编》、季羡林《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等同获中国比较文学学会颁发的首届全国比较文学优秀著作荣誉奖（1990）。
在《〈文心雕龙创作论〉初版后记》中，王元化称：“这是一部旧稿，开始写于一九六一年。后来因为患病，时写时辍。至一九六六年初，初稿基本完成。”“文革”后，作者取回此前被没收的书稿，重新修订并新加了一章，这就是写作的大致过程。至于1946年在北平铁道管理学院讲授《文心雕龙》课程，“《文心雕龙》的某些观点，即萌发在那时的讲课中”，以及1992年版增加六篇演讲及序言，属于前期酝酿或锦上添花，都不是最要紧的。关键节点是20世纪60年代初，终于结束政治审查的王元化被安排在上海市作家协会文学研究所。“所里一些青年要我给他们讲授《文心雕龙》。从这时开始，我的研究方向转向了《文心雕龙》方面，一直延续到‘文革’后七十年代末，我的《文心雕龙创作论》出版为止。”此前，因外在环境的限制，王元化将自己的阅读范围很快集中在三位伟大作者的著作方面，这就是马克思、黑格尔、莎士比亚。虽然日后《莎剧解读》（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和《读黑格尔》（新星出版社，2006）得以公开刊行，但当初并无此奢望。作者称：“我在誊抄这部译稿时，在每一篇题目下都标明了‘未刊印’字样，就是为了让后来看到这两本译稿的人，多少可以领会一点当时环境的艰辛和我们心情的寂寞。”就在这抵抗绝望的紧要关头，接受工作任务，开始转向《文心雕龙》研究。作者意识到，这是个机会，可以改变东抓一把西抓一把的读书与写作，转入专精研究：“但是那时能由自己作主的事是很少的，好在《文心雕龙》也是我喜欢的课题，总比把时间和精力消耗在去搞那些时髦的热点理论或创作要好多了。”更何况，作者其时尚未平反，外在环境又是那么严酷，“不能接触现实性太强的课题，而只能在古代文论领域内找到安身之地”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虽说带有任务以及趋避的考量，一旦进入专门研究，王元化还是有很大抱负的。“对于我们文论研究领域内的因袭成见，我深有体会”。因而，“这本著作是企图在《文心雕龙》的研究上（或者可以说，在我国古代文论的研究上），采用新方法，作出一点尝试”。到了这个时候，发现此前的书没有白读。正因半路出家，王元化的《文心雕龙》研究与同时代诸多学者有很大差异，其知识积累与理论资源，不是中国古代文论或中国文学史，而是马克思、黑格尔、莎士比亚为代表的西方思想及文艺。对于“正耽迷于黑格尔哲学的思辨魅力”的作者来说，学术志趣可不仅仅是解决中国古代文论的具体问题，而是通过《文心雕龙》这部古代文论去揭示文学的一般规律。“那时我深感我们的文艺几乎都是照搬苏联的体系，充满机械论和庸俗社会学的陈词滥调，我企图通过《文心雕龙创作论》尽力去纠正文学理论的这种状况。”如此高远的立意，同时代学者中，不说独一无二，也属凤毛麟角。四十年前的旧书，当然会有这样那样的缺憾，但此书的刊行正值改革开放潮头初起，其引领风骚的作用不言而喻。尤其是将中国古典名著所包含的思想、观念和趣味，上升到与西方文艺理论直接对话的层面，对后世的研究者有很大的启发。多年后作者自我反省，称此书多少存在着以中学比附西学的弊病：
六十年代初，我撰《文心雕龙创作论》时，虽对此附有戒心，但上述以西学为主体的影响仍然存在。这使我偏重于揭示《文心雕龙》中与西方美学相同或相似的原则，而放松了对其中不同于西方美学的独立特色方面的探讨。
但在我看来，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的文学研究主要贡献还是在“求同”而非“立异”，也就是钱锺书说的“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至于经由别立新宗，而走向“揭示文学的一般规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三
我不做中国古代文论研究，没有资格评判王元化这方面的贡献，但因一个偶然机缘，得以亲近学术史上的《文心雕龙创作论》。具体说来，1987年秋酝酿、1988年春正式启动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近代以来学者对中国文学研究的贡献”，由我的博士导师王瑶先生亲自主持。可惜一年多后，王瑶先生遽然去世。依惯例，国家社科基金管委会询问是否撤销此课题，课题组同人多表示愿意继续工作，于是调整布局，在主编缺席的情况下继续前行。六年后，署名“王瑶主编”的《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方才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刊行。书名及整体框架乃王瑶先生亲自敲定，最初选定的二十家，钱锺书、刘大杰以及冯沅君/陆侃如三章（陆、冯夫妇有些著作系合撰，故并为一章）因各种缘故缺席，只好留待续编补充。《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所收十七家，以梁启超、王国维打头，以王元化收尾，这个结构是王瑶先生精心策划的，蕴含着他对中国学术发展方向的思考。在王瑶先生看来，王元化虽著述不多，走的是一条新路，比起那些功力深厚但陈陈相因的著作来，更值得表彰：
过去的学术史主要讲师承渊源，讲学术成就；而我们则必须回答如何协调西方研究方法和中国固有学术传统（如乾嘉学派的学术境界和治学方法）的矛盾。一方面新理论新方法的引进开拓了学者的眼界；另一方面新理论新方法往往是根据西方学术发展总结出来的，与“中国文学”这一研究对象之间不免有隔阂。食古不化的固然没出息，一味照抄西方理论也只能昙花一现。如何走出这种两难困境，没有完美的答案，但有可以作为借鉴的先贤的足迹。本书的任务就是帮助读者辨认这些足迹。
当初王瑶先生提出此书以王元化殿后，课题组同人普遍大吃一惊。那时的王元化先生，除《文心雕龙创作论》，仅刊行过《文艺漫谈》（上海通惠印书馆，1947；上海书店，1985）、《向着真实》（新文艺出版社，1952；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王元化文学评论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文学沉思录》（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四册评论集，能否如张若虚《春江花月夜》之“孤篇压全唐”，实在没有把握。
王瑶先生如此笃定，并非看重王元化曾经的官职；而是源于1981年京西宾馆会议上的相识与相知。在《悼王瑶》一文中，王元化称：“我认识王瑶先生是一九八一年在北京京西宾馆举行的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届学科评议组的会议上。后来我们在编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时，又经常在一起，这样就逐渐熟悉起来了。”王瑶先生生前多次谈及1981年的京西宾馆会议，我们编刊《王瑶全集》时，也选用了那张广泛流传的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届文学评议组部分成员合影。1981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组建第一届学科评议组，文学是大组，共31人，比哲学（12人）、历史学（12人）两组合起来还要多，因其包含语言学、中国文学、外国文学、少数民族语言文学，还有音乐、美术、戏剧、电影等。其中研究中国文学的大家，按姓氏笔画排列，起码有：王元化、王起、王瑶、朱东润、吴世昌、萧涤非、钟敬文、钱锺书等。王瑶先生讨论中国文学研究的现代化进程，略去了王起、朱东润、萧涤非、钟敬文，在钱锺书、吴世昌之外，选了著作最少的王元化，确实是独具只眼。因为，以世俗眼光看，被略去的那几位，当年都比王元化更资深，也更著名；可三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们都承认，王元化的贡献更大，影响也更深远。
四
那是一个提倡探索、锐意创新、重质而不重量的时代。这才可能有王元化以薄薄一册《文心雕龙创作论》而力压群雄，昂首进入学术史。
王瑶先生只说王元化走的是一条新路，但没来得及具体阐释。所谓“新路”，很容易让人想起王元化“在《文心雕龙》的研究方面作些新的尝试”的自述：“我首先想到的是三个结合，即古今结合、中外结合、文史哲结合。尤其是最后一个结合，我觉得不仅对我国古代文论的研究，就是对于更广阔的文艺理论研究也是很重要的。”这三个结合的自我陈述，虽说也不错，但还是显得比较浮泛，不及文中另一段话——日后成为《思辨发微》第九十六则的“回到乾嘉学派”，更能显示王元化的学术旨趣：
近几年学术界已开始认识到清人的考据训诂之学的重要性……但是，另一方面我认为我们的研究工作也不能止于乾嘉学派，那就是绝不逾越前人的考据训诂之学，甚至在治学方法上也亦步亦趋，墨守成规。
至于“一面吸取了前人考据训诂之学，一面也超越了前人的界线，在研究方法上开拓了新境界”，在王元化看来，王国维、梁启超等已开先河。尊重清人治学的严谨，但又力图超越乾嘉学派，王元化先生的这一立场，与王瑶先生的追求很接近。20世纪50年代，王瑶先生写了一批关于考据学的论文，如《论考据学》《从俞平伯先生对〈红楼梦〉的研究谈到考据》《论考据在古典文学研究工作中的地位与作用》《鲁迅关于考据的意见》《谈清代考据学的一些特点》等，除了受时代风气影响故对胡适有很不公允的批评外，其实还蕴含着学派之争。虽欣赏清儒的学有本原、实事求是，但认定单纯的考据学无法解释重大历史问题；而“从乾嘉学者到胡适们，三百年来在方法上并没有什么进步”，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过分推崇考据而贬低理论。承认考据可以解决具体问题，但撰写文学史却“不单是考据的工作所能胜任的”，不该“把眼光停留在个别琐碎的事实上”，此举背后蕴含着闻一多、朱自清为代表的“清华学派”与胡适为代表的“北大学派”对考据学的不同看法。
如何借重某种理论体系，在具体研究中超越乾嘉学派，两位王先生各有自己的体会与得失。但有趣的是，在学术趣味上，二位竟相聚于魏晋六朝，偏好那乱世中的突破一尊、诸子争鸣，欣赏文人的特立独行、放荡不羁，对玄学的言意之辨以及“风骨”“辞令”等有特殊领悟，这些都支撑着《中古文学史论》与《文心雕龙创作论》这两部相隔三十年的名著。1983年，王元化撰写《〈文心雕龙创作论〉第二版跋》，约略与此同时，又在日本九州大学发表专题演讲，谈及“魏晋南北朝被称为文学的自觉时代”；魏晋南北朝时代，学术空气活跃，有一种可以比较自由进行探讨的环境，所以当时出现了各种不同的学说和思想流派；“魏晋南北朝时有儒、释、道、玄诸家齐驱并驾”；“玄学的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使思辨思维发达起来了”。虽然只是引言，但将此等“常识”作为自家立说的前提，可见其趣味与立场。
我相信，如此推崇魏晋六朝的文学、思想及人物，必定能得到《中古文学史论》作者王瑶先生的高度赞许。1989年下半年，王元化给王瑶写信，“诉说了自己心情不好”；王瑶复信，称即将到上海开会：届时定当趋访，藉叙衷曲，来示所说的心情，彼此与共，晋人王弼曾云：“圣人应物而无累于物”，姑共勉之。两位王先生平日来往并不多，只是关键时刻心心相印，且应答之辞，颇具魏晋风采。很不幸，王瑶先生到上海后突然病倒，未能来得及互诉衷曲。王元化先生赶来医院探望，注意到病床上王瑶强忍痛苦不让人看见，于是大为感叹：
是不是他服膺魏晋风度从而感染了魏晋时代的通脱？他论述魏晋学术的著作，迄今仍是被重视被引用的名篇。
生死关头，依旧是魏晋风度。可见六朝文章对于二位王先生来说，不仅仅是研究对象，更是通往心灵的密码。
学界谈及王元化，多会提及“有思想的学术和有学术的思想”；其实，这种学术趣味，更进一步追究，乃是兼及通人与专家、思辨与考据，以及乾嘉学风与魏晋玄言。只不过，所谓“魏晋风度”，学问及言辞之外，还包含极为难得的独立人格。1992年初王元化撰《〈思辨发微〉序》，从王船山的知、情、意合一，说到陈寅恪为王国维作纪念碑铭提倡独立自由意志，结论是：“人的尊严是不可侮的”；“思想不能强迫别人接受，思想也不是暴力可以摧毁的”。后人之所以将王瑶与王元化作为现代中国思想及学术转型的象征，看到的不仅仅是学术贡献及治学方法，更包括背后的心情与趣味。
王瑶与王元化，都是有故事且与时代风气密切相关的人物——对于20世纪90年代的上海乃至全国文化界来说，王元化更是成为某种精神符号。在一个专业化时代，有学问不容易，学问好且有气象，则尤为难得。我相信，两位王先生之心仪魏晋，学问之外，也包含某种精神寄托。这才会在晚年书信及回忆文章中，如此耿耿于怀。此等风范及言谈，在我看来，可入新时代的《世说新语》。
五
为撰此文，翻阅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莎剧解读》，发现书中夹着此书责编王为松1998年5月的来信，其中有这么一段：“今寄这本，是元化先生早年译著，他自己很看重。日前，莎翁434周年诞辰时，我们在上海图书馆搞了一次小型座谈会。《另外一种散文》出版后，我送了一本给王先生，他看了目录，就问，怎么没有汪丁丁？我说，这本都是人文学科的学者，社会科学不在其中。马上又问，怎么没有陈平原？我说，当然有。一翻目录，正好陈先生名字与文章在换页处。元化先生又指着《学者的人间情怀》说，这个题目很好。另外一种是哪另外一种，相对于‘另外’的‘这么一种’是什么？我说，我也想过用陈平原的题目做书名，很合适。可惜他自己用了，不能两本书用一个书名。”
当初我未曾奉赠随笔集《学者的人间情怀》（珠海出版社，1995），也不清楚王元化先生怎样看待我那篇初刊《读书》1993年第5期、在学界多有争议的文章，读王为松信，大大松了一口气。多年后，我写《当代中国人文学之“内外兼修”》，再次强调，不该将人文学做成了熟练的技术活儿，因为，“在我心目中，所谓‘人文学’，必须是学问中有‘人’，学问中有‘文’，学问中有‘精神’、有‘趣味’”。环视当代中国学界，马上可以举出的例子，便是这两位王先生。
原文载于《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20年第六期。
来源丨中文系 编辑丨戴琪、刘子衿 编审｜郭文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