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6月，又是一年毕业季，680万高校学子走出“象牙塔”，他们的毕业也标志着中国迎来一个特殊的群体———首批“90后”大学毕业生。而30年前的6月，中国也迎来一个特殊的群体———60多万高考制度恢复后第一批大学生毕业，他们是“77、78级大学生”。
十年停滞，一朝重启，使得数十万被埋没的人才历劫重生。如今，这群人已经50余岁，正占据着各行各业的重要位置，极大地影响着这个国家的现状和未来。他们如何看待那段历史？他们如何看待当前的大学教育和人才培养？
昨日，欧美同学会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北京大学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社会研究院等机构在北京欧美同学会会所联合举办“中国梦”回顾与发展论坛———纪念77、78级毕业30周年，回首三十年来中国的社会变迁，共同探讨未来三十年的发展方向。
当前的大学教育和人才培养的现状是论坛的一大主题，从培养合格的劳动者到关注人本身，被认为是高等教育30年来的一大转变。中山大学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学院教授许跃生发问道，高铁技术排名第一是否就意味着中国崛起？“不是，是当人的基本权利得到尊重的时候，当城里的农民工得到尊重的时候。”许跃生的发言引起在场者的一片掌声。
多位高校校长、学者及政府官员在论坛上就当前高等教育的问题和未来发展发表了见解。
分论坛一 新时期的转型升级与教育发展
1982年6月，60多万“文革”结束恢复高考的首批大学生毕业走上工作岗位，开始影响中国当代历史的发展轨迹。30多年来，高等教育也产生了深层改革，高校该如何发展？人才培养模式方面有何缺陷？
童世骏：大学应培养学生理性精神
恢复高考之初的77、78级毕业生，大多从社会大学走入文化大学，昨日数位学者均强调，他们这批人身上有着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批判精神，而这正是当今大学生所不具备的。
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童世骏认为，当今中国大学要培养的学生，能够适应“向来就存在于中华民族中的理性品质”。这种理性品质，不仅在科学技术上实现高层面国际化，而且在和他人、同事打交道的理性。不仅是智慧，也是品性。这种智慧和品性对民族具有关键意义。“培养这样一种品性的人恐怕是我们今天大学教育不说是唯一的使命，至少是重要的使命”，童世骏认为。
陈春声：建立师生关系而非雇佣关系
在暨南大学党委书记、副校长蒋述卓看来，77、78级学生的优势就在于阅历。经历复杂，社会摸爬滚打，使其意志力极强。“现在的学生为什么看问题不深不厚？我认为，就是阅历不足”，他指出，尤其目前文科学生，更是阅历不足。
“现在很多人注重考试，考试中又重视背”，蒋述卓认为，目前，高等教育中，人才培养重要一面就是能力培养。能力不足是目前大学生更为缺乏之处。从这一角度，在教学方法上，也要加以改革。
中山大学副校长陈春声痛陈，目前高等教育缺乏严格学术训练，需转变教育培养方式。其中一个问题便是，硕士生导师、博导所带的学生太多，很多理工科教师将研究生当成廉价劳动力，超过一半的论文为学生所写。使得目前师生关系中，学生称老师为“老板”，帮老师做事。
陈春声建议，目前硕士和博士制度，实际操作过程中有很大问题。内地硕博士培养质量，不仅欧美，甚至港台地区，在同行内部均评价参差不齐。因此，建议建立一种新型的师生关系，而非“老板”关系（雇佣关系）。
河南大学党委书记呼吁教育公平
教育公平是目前教育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不仅中小学教育资源存在不平衡，高校也如此，目前全国仍有13个省没有教育部直属高校，未得到中央财政支持。河南大学党委书记关爱和就提出，十二五期间，区域经济发展应该成为基本发展思路，教育不公平不平衡，应该得以转型。
关爱和认为，国家“十二五时期”已进入以区域经济发展为板块的时期，此时期，地方高等教育对地方经济发展支撑更为重要。因此，他不仅呼吁教育公平，也呼吁国家均衡的可持续发展。“高等院校对各地区起到支撑引领作用。我们应该向当年国民政府学习，在各地均建立引领性学校”，关爱和也充满期待，目前教育部和发改委、财政部已启动“中央财政支持高校”工程，应该对教育资源分配会有较大改善。
分论坛二 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和大国崛起
在本次论坛的“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和大国崛起”分论坛中，作家刘震云、清华大学欧美文学研究中心主任曹莉、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陈圣来、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周斌就文化发展问题进行了对谈。
刘震云：77、78级的知识分子里有四类人
“30年究竟是什么概念？”作家刘震云说：“30年过去了，意思就是大家已经快退休了。”这番话立即引起全场的笑声。
在刘震云看来，“77、78级的知识分子里有四类人，有埋头苦干的、拼命硬干的、为民请命的、舍命变法的，但也有鸡鸣狗盗之徒。他沾了这个民族和社会的光，但没有奉献什么。”
美国的软实力才是中国很难超越的地方
上海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陈圣来考虑的主要是30年来现代化建设的问题：“有分析说到2020年，中国会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这是不是实现了现代化强国梦？”在他看来，以苹果手机、好莱坞电影为代表的美国的软实力才是中国很难超越的地方，并引用已故美国总统肯尼迪的话说：“G D P并不代表我们后代的健康，也不代表他们所受教育的品质或乐趣，也并不代表诗歌的美好和婚姻的巩固，更无法衡量我们对国家的忠诚和贡献。它似乎衡量一切，但唯独漏掉了生命的价值。”
对文化大繁荣这个命题，周斌看到的更多是文化上的不自觉与不自信：“我们每年看的论文没有自己独立的想法，就生搬硬套西方的理论；政府为了政绩大建影视基地，结果90%是亏本运作的。2011年中国有超过550部国产故事片，但能赚钱的只有十几部，而又有多少是受到国外欢迎的？这些现象能说明我们文化产业是繁荣的吗？它说明了我们本身在文化发展中的不自觉与不自信。”
分论坛三 中国走向世界和国际认同
正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正面临走向世界，取得国际认同的任务，这不仅是中国崛起内涵的一部分，也是一个条件。但在“中国走向世界和国际认同”分论坛上，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朱苏力却认为，追求国际认同是没有自信的表现。
“国际认同是我们无法规划的”
朱苏力表示，应该首先解决中国的问题，“不能老是想象着别人承认不承认”，这并不意味着不重视国际关系，而是要以我为主，“解决中国的问题，满足中国老百姓的需要，满足14亿人民的需要，这是我们的根。”
国家现代服务业规划协同作业总体组组长汪晓来在国外生活十几年，深感规划的重要性，“认同和走国际化的路是同步的，你不走大概不会有人认同。从总体规划来说，国际认同是我们无法规划的。”
他认为，从城市规划，到整个社会许多问题的综合规划，规划的第一要则是先确定不做什么，“但中国的规划通常是有很多有影响力的人说了要做什么，然后一群规划师跟着规划，这不仅是单领域的问题，而且是多领域的共性问题。”此外，汪晓来还指出，包括城市在内的社会形态还需要率先考虑到它是公共产品，必须清晰地认识到参与者、规划的服务对象是谁。
知识分子需要避免走极端
北京师范大学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在民政部工作二十多年、曾任民政部社会公益与慈善事业司司长，他在论坛上表示，中国已经不断地走向世界，获得一定认同，但其实还远远不够。
在王振耀看来，作为社会的批评者和建议者的知识分子如今也需要因应需求而改变，尤其需要避免走极端。“中国知识生产方式不转型，中国大危机还在后头。”
分论坛四 人才强国和中国梦
经历过1977、1978年高考，经历了改革开放，“人才强国”的标语越来越多地被提起。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才流动的频率也在提高，中国离真正的“人才强国”还有多远？
人才强国从尊重“人”开始
中山大学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学院教授许跃生是引进的教授之一，而他正是在1977年恢复高考之后从中山大学走出去的。他认为，“人才强国”应该首先是“人强国”。
许跃生回国后，首先注意到国内缺乏对人的基本尊重。“大家在讲中国崛起，是不是有很多高铁排名第一就是中国崛起了？不是，是当人的基本权利得到尊重的时候，当城里的农民工得到尊重的时候，这个国家就是真正崛起了”，许跃生表示。
作为海归学者，许跃生对于国内外学术研究环境的对比有着自己的体会，以科研经费来说，在国外得到的科研经费没有国内的多，为什么没有作出更多成绩？许跃生认为，文化和体制是制约发展的瓶颈，“我们有一种趋同的文化，官本位文化也非常厉害，同时大学受到行政干预过大。”
教育改革不能太急功近利
作为北京交通大学的校长，宁滨一直给铁道部提出加大人才培养的力度，尤其是随着高铁的发展，运营和维护人员需要更高的素质和更多的经验积累，“可惜的是中国事情是做了，但是没有跟上去。”
宁滨曾向中央建议，人才发展的下一个关键是培养出具有创新意识的领军人才，他还提出，高校改革要从课程设置、教育模式等方面深入，不能太急功近利。
“不应对高校扩张求全责备”
麦可思信息咨询管理有限公司总裁王伯庆也参加了昨天的论坛，他所在的机构已经对中国高等教育进行连续六年的跟踪，连续四年发布中国教育蓝皮书，因此对于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有着自己的心得。
王伯庆指出，目前中国大学生50%是高职高专，50%是本科，中国差不多每年有400万家庭出现高等教育零的突破，因此应该正面看待它的意义。
“大家集中力量批判高等教育由于追求数量而出现的问题，什么事情不是从数量开始走向质量、从外延扩张到内涵建设？所以我们不能够老是求全责备”，王伯庆说。
南都记者 葛倩 吴瑶 王晶 杜强 发自北京
《南方都市报》 日期：2012年7月1日 版次：A18 作者：葛倩 吴瑶 王晶 杜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