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上半叶，共有48位中国留学生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完成博士学位论文并获得博士学位。在这48人中，32位获得哲学博士（Ph.D），16位获得教育博士（Ed.D）。
这些学生留学归国后，其中有4位当过高等院校校长：郭秉文曾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和东南大学校长，蒋梦麟曾长期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刘湛恩曾任上海沪江大学校长，李蒸(云亭)曾任北平师范大学校长和西北师范学院第一任院长。蒋梦麟还曾任国民政府第一任教育部长。担任大学教授的更达22位。
综观48篇博士论文的选题，其中26篇即近60%的论文以中国教育为研究对象。这种学以致用的精神，不仅体现在他们博士论文的研究中，也体现在他们回国后成为中国现代教育发展和建设先行者的史实中。
从1914年郭秉文成为中国第一位留美学教育的博士（也是哥伦比亚大学第一位获得博士学位的中国人）开始，到1950年傅统先、朱启贤等人一同毕业，共有48位中国留学生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Teachers College,Columbia University）完成博士学位论文并获得博士学位。本研究正是基于这份20世纪上半叶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学教育获博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名单。这份名单是在反复考证，以及不断地校勘、比对、纠正、补充、考辩等基础上逐步形成的，随着这份名单的逐渐确定，与这份名单人员相关的学位论文及其相关可资研究的、更为广泛的史料纳入了收集范围。此项研究，力图把留学生在教育活动中的文化现象及其与社会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置于研究的核心地位，力图在对与人物相关的历史事件进行追究当中，揭示名单背后所蕴涵的历史价值。
对48位教育学博士名单的解读
从48位在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获得博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的性别来看，其中有男性43位，女性5位。从来源地分布来看，以中国东中部地区为多。可以佐证的材料，有一份关于1914年在美留学的中国学生来源地统计，排在前六位的分别是广东、江苏、浙江、湖南、福建和江西。因此，这份名单中留学生人员的来源地分布，似乎与当时的情况颇为相符。
按留学生学习专业及其博士毕业论文题目和内容来看，教育学专业学生有39人，涉及教育理论思想、教育研究方法、教育制度和行政管理、教育财政、教育规划和现代化、学校教育、学科教学、社会教育、成人教育、职业教育、课程研究、教师教育、城市教育、农村教育、女子教育、道德教育、资优儿童教育、宗教教育、留学生教育等；心理学专业学生有6人，涉及学科学习心理、智力测验、测量法等；体育学专业学生有3人，涉及排球、体育管理和营养学等。哥大师院作为全球顶级的教育研究生院，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教育学、应用心理学和心理健康学方面的综合性研究生院，学院在成立之初，就陆续开设了教育史学、比较教育学、教育管理学、教育经济学、教育政策学、临床与咨询心理学、发展心理学、认知心理学、课程研究等多个专业课程项目。因而，留学博士的专业及博士论文所涉领域之广，也反映了其教育资源的丰富程度。
再从获得学位来看，在这48人中，32位获得哲学博士（Ph.D），16位获得教育博士（Ed.D）。哥大师范学院从1935年开始招收教育博士，即Ed.D项目。如其宣告，“师范学院提供无论是哲学博士还是教育博士学位进行教育的高深学习机会。这两种学位都强调相等的标准，而满足于候选人不同的兴趣和需求。教育博士学位是依据候选人以往的教育和经验提供研究生高级学习课程。重点是强调为对充分专业表现的准备而非研究的准备。在1935年，师范学院首次授予教育博士学位。”所以，在这份名单里，16位教育博士都出现在1936年到1950年，期间获哲学博士的仅5位。
从这些学生留学归国后情况看，其中有4位当过高等院校校长：郭秉文曾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和东南大学校长，蒋梦麟曾长期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刘湛恩曾任上海沪江大学校长，李蒸(云亭)曾任北平师范大学校长和西北师范学院第一任院长。蒋梦麟还曾任国民政府第一任教育部长。担任大学教授的更达22位。
名单蕴涵的历史价值
首先是哥大师范学院的地位和影响。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是美国著名的“常春藤”八大盟校之一，也是历史最悠久的综合性私立大学之一，被誉为政治家和经济学家的摇篮，其前身为1754年由英国国王乔治二世批准建立的国王学院。哥大师范学院的创建与发展历史，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美国教师教育的发展史。师范学院创立于1887年，由著名慈善家格雷斯·H·道奇和哲学家尼古拉斯·M·巴特勒共同筹划创立，旨在为当时纽约市贫困学生的教师提供新型的培养方式，学校初名为纽约教师培训学校。至1892年，学院正式改名为师范学院并沿用至今，并于1898年并入哥伦比亚大学，成为其下的四所附属学院之一。1904年，美国著名哲学家、教育家杜威加盟学院时，学院已在美国教育研究与教师培养领域颇具声望。自创办以来，一大批蜚声海外的大师级学术领袖曾在学院任教，造就了多个教育学术流派。其中最为著名的包括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动物心理实验的首创者、教育心理学体系和联结主义心理学的创始人桑代克，教育史学家孟禄，进步主义运动先驱克伯屈，教育生态学创始人劳伦斯·克雷明，艺术教育家亚瑟·道，教育哲学家玛克辛·格林，比较教育学领军人物康德尔、贝雷迪、诺亚和埃克斯坦，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罗杰斯与罗洛·梅，临床心理学家艾尔伯特·艾里斯等。在杜威1904年加盟哥大师院至1930年退休期间，他与一批教育史家、比较教育学家和教育心理学家一起，共同铸成了哥大师范学院的黄金时代，并创立了著名的实用主义教育哲学体系。历史上，哥大师院还是美国教育史上的多个第一诞生地，它是全美护理教育的摇篮，第一个将心理学与社会学整合进入教师教育并将教育活动推广至社会关怀，全球第一个开设比较教育学课程并创建比较与国际教育协会，创设全美第一个课程与教学系等等，当时被誉为世界教育研究的重镇。
其次是对中国近代教育的深远影响。
哥大师范学院自办学之初不久，便富有前瞻性地推出了学院的国际化发展战略，尤以学生队伍的国际化最为明显。也正由于此，它与中国教育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与近代中国教育发展紧密相连，并对中国教育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据统计，仅20世纪上半叶，便有约1000余名中国留学生曾在哥大师范学院学习，是当时全美名校中接受中国留学生最多的大学。
其中，获得学士或硕士学位日后成为中国近代杰出教育家和知名人士的，有陶行知、陈鹤琴、朱经农、欧元怀、俞庆棠、唐庆诒、王文培、郑晓沧、姜琦、汪懋祖、程时奎、程湘帆、罗廷光、常道直（导之）、萧承慎、陈东原、凌冰、齐壁亭、方永蒸等。更有一批非学教育专业而叱咤近代中国教育界的风云人物如胡适、马寅初、张伯苓、任鸿隽、陈裕光、罗家伦、金岳霖、冯友兰等。据对1909-1950年间在师范学院获得学位的中国留学生的抽样统计,304名毕业生中,后任大学教授者90人，任中央或省级政府教育官员者38人,任学院院长者36人,任大学系主任者20人,任中学校长者13人,任大学校长者11人,在其他领域担任指导者16人。
其影响还可从一件历史公案来佐证。1930年代初的论争涉及两方面：即是教育的中国化还是现代化问题和大学教育的目的问题。这是学习西方后，教育界有转向中国化的趋向。陈序经提倡“全盘西化”论的一个方面即他认为教育要彻底的现代化，因为所谓“中国化的教育”很容易沦为教育上的复古运动。这引起全国范围的大论战。傅斯年《教育崩溃之原因》一文批评了这种意见，也进而提及了中国的教育学家缺乏专门知识的问题。他说：在英国要学教育专业，必须本科毕业；在德国则是从大学哲学系的高年级学生中选拔未来的教师（傅在英国留学）；相比之下，在美国只能当中小学教员的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毕业生，回到中国却可以当大学教授、大学校长、甚至是教育部长。这也与教育的崩溃有关。1932年第十一号《独立评论》发表邱椿（1924年博士毕业于哥大师院）《关于教育崩溃的一个责任问题》的通信。邱椿认为傅斯年“措词稍欠平和，持论似属偏激”，于是他在读者来信中指出，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校友中，有当了教育部长的蒋梦麟，有当了大学校长的郭秉文，但这两个人对中国教育的贡献有目共睹，因此中国教育的破产与该校毕业生没有关系。他还就其他问题与傅斯年商榷。对此，傅斯年在回应中一方面承认文章提出的五点有不合逻辑之处，但同时也坚持了自己的基本看法。然而，无论傅斯年的看法是否代表了一种社会倾向，哥大师院毕业生在中国近代教育发展历史上的影响力，从此却可见一斑。
从这些留学生的博士论文的初步分析来看，涉及内容和研究领域非常广泛，不仅反映了哥大师院教育资源的丰富，也在客观上响应了民国初期在向西方教育现代化学习过程中对于构建中国现代教育学术体系的迫切需求。而通过留学博士自身的勤奋好学，基于博士论文的研究，并随其学成归国后大多进入中国文化教育界工作，他们成为了诸多学科研究领域的开创者和奠基人，对我国现代教育学术体系的形成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
综观48篇博士论文的选题，我们可以发现，其中26篇即近60%的论文以中国教育为研究对象，尽管其依据了西方在当时属于前沿的各种理论和方法。这并非是由于对自己国家的教育比较了解而容易入手，而是因为郭秉文的《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1914）、蒋梦麟的《中国教育原则之研究》（1917），以及刘廷芳的《中文学习心理学》（1920）、庄泽宣的《中国教育民治的趋势》（1921）和刘湛恩的《非文字智力测验在中国之应用》（1922）等早期的博士论文，就体现了留学生对于自己国家教育问题的关注，这种学以致用的精神，不仅体现在他们博士论文的研究中，也体现在他们回国后成为中国现代教育发展和建设先行者的史实中。
有趣的是，在这48篇博士论文中，并没有一篇是由杜威指导的，引用或致谢杜威的也仅有4篇，这与1919年及以后杜威在中国受到包括这些博士论文作者中不少人的热捧相比，似乎形成了强烈的历史反差。如果换个角度来看，其实也不难理解。尽管杜威的学说在美国没有显示出对这些留学博士的多少影响，不过西方当时的科学与民主思想依然贯穿于他们的论文之中。而当杜威来到中国，正逢中国社会变革处于追求科学与民主热潮的高涨时期，杜威的学说迎合了这种时代需求。但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新教育改革家从杜威那里所得到的，是一个回避中国现实政治而颇具浪漫主义色彩的改革主张，它本身也如杜威的思想一样，难以切合中国的实际。从总体上看，杜威的影响是在思想领域。
(作者丁钢为华东师范大学教育高等研究院教授)
郭秉文为中国第一位留美学教育的博士
《文汇报》（上海） 日期：2012年11月26日 版次：11 作者：丁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