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之后，何去何从？回答是建设“后理论”。有代表性的后理论建设方案主要有二。
第一种方案当然来自英国学者特里•伊格尔顿。正是他出版于2003年的《理论之后》引出并启动了后理论探索之途。这本小册子梳理总结文化理论的利弊得失，但不认为应就此终结理论，因为理论提供的特定切入角度恰是文学获得有效理解的一条必由之路。拥有精英理论家身份的伊格尔顿丝毫未流露出放弃理论的意思，相反，在诸如“没有理论就没有反省的人生”之类宣示中，他不仅继续谈论客观性与真理，而且在该书第三章最后得出后理论建设之道，即理解理论深陷其中的宏大叙事。换言之，理论之后意味着让文化理论挣脱宏大叙事。
伊格尔顿固然正确指出了现有种种文化理论在犯宏大叙事方面陷入着某种共同的困局，但他留下的疑点也十分显见。文化理论确实成为一种变相重蹈宏大叙事的知识话语，要求它依靠自身跳出宏大叙事，某种程度上无异于失据。
第二种方案是被伊格尔顿作为反例提出来的“反理论”。既然文化理论已暴露出诸多作为宏大叙事的不足，反抗它对于具体文学艺术现象的粗暴干预，便成为一些学者愿意采纳的后理论思路。除被伊格尔顿提到的理查德•罗蒂与斯坦利•费什，另应关注苏珊•桑塔格的“反对阐释”。桑塔格并未一概反对理论阐释，而只是在批评那种动辄以解码为己任的文化理论对文学艺术的丰富意义的僭夺。在此思路下推出的后理论归宿，恐怕只能是回到韦勒克意义上那种以文学原理、范畴与标准为研究对象的文学理论。然而，回到文学理论，文化理论便在不断取消自身成立基础的前提下不断向着某个目标回复，这种回复行为本身自相矛盾，也是无从谈起的。更重要的是，这种方案还极易滑向习焉不察的极端，即反对理论思维本身。反理论情绪，又何尝不可能落入另一种隐性宏大叙事？
鉴于上述两种方案都存在某种片面性，我们不妨追问，有无可能找到理论与文学性的结合地带？
理论的文学性：一个前沿学术趋势
回答是乐观的。因为晚近以来，世界范围内的人文学术呈现出一种新变：文学性逐渐渗入和支配理论的书写。
从宏观背景看，这自然可以看作整个现代思想对柏拉图以来“诗与哲学之争”的回响。非理性转向发展出观审、直觉、直观、诗思等现代思路，为诗与哲学地位关系的某种扭转提供着方向。即便是以激进反形而上学姿态出现的解构主义，也着手解构哲学与文学的传统二元对立，德里达发现哲学文本中总存在文学性隐喻，他对以一种假象侵入哲学写作的文学虚构深感兴趣。这条融合文学性与理论的思路，在两位美国前沿学者大卫•辛普森与乔纳森•卡勒的著述中得到了充分深入的展开。
在出版于1995年的《学术后现代和文学的统治》中，辛普森致力于揭示后现代思想的一个醒目特征：文学性话语方式正在并且还将进一步统治后现代社会中的人文社科学术研究。后现代学术著作开始频频使用讲故事等文学方式。人类学、社会学与文化批评诸学科领域，均不同程度地以讲故事为学术论述的重要手段，特别是历史学，其大量使用文学擅长的混淆真实与想象的叙事方式。在哲学与其他领域的学术书写中也出现了文学方式，文学性隐喻等元素在哲学书写中屡见不鲜。此外，受到后现代学术推崇的基本方法，还包括自传、商谈及维持商谈的趣味性奇闻轶事等。在问世于2007年的《理论中的文学性》一书里，乔纳森•卡勒沿着辛普森的思路继续追索理论与文学性的结合，指出在这个已被不少理论家宣判为“理论死了”的时代，理论可以从文学何以能引起人们的关注兴味这点上获得启示。
卡勒分析，文学靠自身特有的结构激发人解释它的冲动与兴趣，这是一种让指涉对象与表述语言结构本身合而为一的特殊结构。一方面，文学通过语言表述来指涉某个对象，形象就是这种指涉的成果；另一方面，文学又促使人对展开该指涉过程的语言表述本身发生兴趣。
对理论之后似乎已遭遇瓶颈的理论来说，理论的文学不失为新生的机遇，后理论的第三种、也更合理的建设方案就从此起步。不过理论是一种（思辨）叙事，我们又如何在与叙事性的结合上深入理解理论的文学性呢？
文学性与叙事性
相对于以实践为特征的解放叙事，理论是以认知为特征的思辨叙事，利奥塔认为这可能使理论陷入宏大叙事。但如果理论的叙事是文学性的，它有可能避开宏大叙事。文学性概念将帮助我们看清，理论不是文学性抒情，而是一种文学性叙事。
按照雅各布逊的界说，文学性取决于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存在纵横两根轴。其中，横组合水平轴代表情节的毗连，纵聚合垂直轴则代表意义的对应。第二个条件是纵横两根轴产生互动，即把对“应原则从选择轴心反射到组合轴心”。
根据第一个条件，理论坐落于横轴。在横轴上，理论对文学性的获得，是通过把理论所面对的问题还原后加以观看的事实叙事来实现的，可概括为“还原问题逻辑”。理论源于理解世界之际产生的困惑与问题。理论的文学性叙事，所叙之事就是真正被理论还原了的问题。这使外观上不具备时间性的理论具备了叙事必备的时间性。
但是，任何理论对问题的观看都绝不是全景式的。一种合法的理论对问题的叙事，只是一个使所涉问题自行显现的还原过程，却不是一个试图去穷尽所涉问题、自以为把问题给解决完了的垄断过程。这正是现代叙事学的症结所在。从什克洛夫斯基区分事物与奇异化手法，托多洛夫区分故事与叙事话语，到热奈特区分故事、叙事与叙述，一个共同趋向是只关心讲故事（叙事），却忽视故事本身。在对问题的特定角度的叙事中，让理论作为理解世界的权利而非专利现身，实为改变理论宏大叙事化倾向的关键。
理论对问题的叙事角度选择就不是随机的、任意的，而是一种价值性行为，它内含着理论家的某种意义估计。理论在意义引领下，实践着雅各布逊所说对对应原则的“反射”过程，充满创造性地展开对一个个问题的文学性叙事，此叙事过程让人领略到了人文思想的终极关怀。
对问题逻辑的还原，作为逻辑性诉求存在于理论。对价值意义的追寻，作为超越着逻辑的创造性诉求也存在于理论。两者的互动，便相当于利奥塔所展望的走出形而上学宏大叙事之道：两种陈述成分在叙事中平等共处。理论作为文学性叙事，推论自然是，文论也应叙事。
文论叙事化的两种基本保证力量，分别从观念和方法上保证着文论的文学性特征，值得在文论研究与教学中积极践行。
在观念上，文论有必要重视复杂性思维。将理论还原为问题，正是为避免理论常见的那种简化的倾向，防范其作为思辨叙事容易落入的大叙事形而上学窠臼。人为的抽象与化约，虽为理论思维贯于采用，却很可能并不曾真正面向生活世界中的问题本身。科学主义在当今思想视野中的式微，便有力证明着这类清晰的简明的可疑。这也是埃德加•莫兰等当代学者明确提出复杂性思维范式的原因。
在方法上，文论则有必要重视个体性与个案性的协同参与。只要试图确保理论的文学性，我们就必然是立足于个体本位讲述着一个个鲜活个体的故事，这是一条把作为理论的文论从宏大叙事中拉回来的行之有效之道。威廉•詹姆斯的《宗教经验之种种》不是文论著作，但其对神秘经验的个体体验性描述无疑值得文论思考“非理性转向”时借鉴。与个体性相映成趣的是个案性。作为问题与理论的中介，个案内含着问题的逻辑脉络，可以被理论话语进行生动的叙事，有了它，一种文学性谈论变得可能。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原题《理论的文学性与文论的叙事》，黄维政摘，原载于《文艺研究》2012年7期，12000字）
《中国社会科学文摘》 2012年11期（第54—55页） 作者：刘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