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曾任全国政协新闻发言人的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院长赵启正先生在上海家中接受了本报记者的独家电话访问。赵先生爽朗、健谈、旁征博引，却又保持着他一贯的严谨：当讲到一个概念的准确表述或者某个数据的时候，他会停下来，查阅电脑中的资料，并嘱咐记者随后可去其文章或著作里查找对证。在一个多小时愉快的对话里，赵先生畅谈媒体与两会的关系、自己带博士生的方式以及近年来他不遗余力推动的中国公共外交：他指出媒体传播的意义远大于人们的常识，一篇记者的文章，读者成千上万，影响力比老师上一堂课大多了；而13亿的中国人，共同组成了一本13亿页的“中国书”，每个人都要写好自己的一页，当世界翻阅的时候，才会让世界留下好印象。赵先生笑着说，从年龄上来说，自己是今年两会两位发言人的“大哥哥”，他非常支持他们。
公共外交的效果不仅仅是对外说明中国，反过来它也帮助普通公众树立正确的爱国观，即做好自己就是爱国，你自然的言行就表达了中国。
谈媒体与两会
代表委员不应拒绝媒体采访
广州日报：您是人大新闻学院的院长，您觉得记者们应该从什么角度关注和报道两会？
赵启正：我觉得记者在两会上应该关注两个重点：一是中央重要的政策和文件，二是国内公众和国际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记者在采访两会之前，要很用功地做很多预习，比如一年以来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环境等方面有很多新的进展，要根据个人采访的领域来做细致周密的准备工作。要认真、反复地学习十八大报告，找到表述、要点和前提的不同之处，把握新的变化。记者还要对国内外的舆论进行调研，要特别关注网络言论的关注点。媒体采访的作用是什么？就是在帮助政府增加透明度，帮助政府解疑释惑，同时也有监督政府的职责，所以一定要了解社会、公众对国家发展的关注点。
广州日报：在采访过程中，经常会遇到委员和代表拒访的情况，对此您有什么建议？
赵启正：代表和委员不应该拒绝记者的采访，通过记者可以和广大公众沟通，这是代表和委员的义务。记者采访不同的委员和代表时，最好要事先了解委员和代表的背景，他擅长哪些领域，哪些方面有成就，甚至他的提案有什么观点，这样提问比较准确。同样一个问题问不同的人，也可以是不同侧面。
广州日报：如何“撬开”代表和委员的口，您能传授一些技巧吗？
赵启正：要看不同的对象，我就不用撬。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应该认识到，媒体是代表和委员与民众沟通的一个桥梁。媒体自身也应该认识到，外国会中文的人，特别是在中国工作的外国人和机构，包括领事馆和跨国公司等，他们都很关注中国国内的媒体报道。我们的媒体对内有沟通政府、人大、政协和公众的作用，对外有说明中国、解疑释惑的作用。所以记者的社会责任是很重大，被采访对象也是很重要的，只有密切配合，才能达到更好效果。记者的文章要正确地表达、通畅地表达，并且用人民喜爱的语言来表达。
谈新闻理念
准备发布会博士生全程参与
广州日报：刚刚讲的新闻观，会跟您的博士生分享吗？
赵启正：每一次新闻发布会之后，我都会给全体新闻学院的学生上课。在课上，我会给他们概括，新闻发言人要具备什么样的素质，做什么样的准备，有什么样的立场，担负什么样的责任等等。博士生则会全程参与我政协发布会的准备工作，很辛苦，收获也很大。
广州日报：您说过新闻发布会的准备工作比高考还累？
赵启正：那是真的，一点都不夸张。准备时间一般长达近两个月，从元旦后就开始，几乎没有休息日，可以说是日夜兼程，一年才一次的发布会，得有多少问题可能被问到啊！所以我带博士生，不仅是用案例授课，这8个博士生还直接参与到案例当中。准备的情景可能是这样的，一个方桌，我在中间，对面是投影仪，博士们和其他工作人员在左右两侧，碰到重要的问题，我会要求他们立刻分头查找相关情况，比如一个人查事件的起因、过程和结果，一个人查相关部门的表态，一个人查国内媒体的报道，一个人查网民的反应，还有人查国外的评论。有了这些信息，我们就可以设计出比较合理的回答要点。在发布会现场，我会根据要点对不同的提问给予随机应变的回答。
广州日报：会模拟现场吗？
赵启正：这是准备工作，不需要做模拟，一想到模拟你会很死板。我清楚回答的要点是什么就行了。我答问时从来不念稿，没有必要，但一些数字、要点会用很大的字体写在电脑上作为提醒。
谈退休读书
偏好阅读有哲学内涵的书籍
广州日报：您说过退休之后先还“书债”，您读书有何偏好？
赵启正：我欠下的“书债”太多，其他兴趣爱好却不多，所以现在以读书为主，偶尔也会游游泳。读书是一种享受，现在没有工作的要求了，完全是兴趣阅读，书的内容，偏重于有哲学内涵的，年龄大了必然是这样。所谓哲学就是一种对问题透彻的看法，对一些事情综合的认识。当然我并不一定看纯专业著作，但也不是一点都不看，比如说世界简史、世界科学技术史、一些重要的回忆录啊，这些都在看。
广州日报：您一直在呼吁作为新闻人应该有广博的知识，但现在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很多人容易会无所适从，您有什么建议？
赵启正：整天上微博也不行，微博都是新鲜的事情和故事，知道就行了，不能花太多时间，还是要多看经典的东西，要读比较重要的作品。历史、人文方面的名著要读，国家的重要文献要读，里面有很多好文章。
谈公共外交
13亿中国人写就13亿页中国书
广州日报：您说到媒体对外的作用是表达中国的国情，这应该是您近年来一直在推动的公共外交的一种方式吧？
赵启正：公共外交有两种，一是以政府为主体的公共外交，这个历史悠久；第二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公众所承担的公共外交。公共外交原意是一国政府对外国公众表达本国国情和政策，使外国对本国产生好的印象，从而更容易对本国采取有利的政策。现在公共外交的概念有了新发展，不仅是政府，公众也在公共外交中承担主体作用。
这两天我跟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周斌聊天，他是书法家，书法在外国的传播是不容易的，但他多年如一日地在国外讲解书法，在联合国讲，对韩国人、日本人讲，也对欧美人讲。他和潘基文通过书法建立了很好的友谊。潘基文说通过书法更加理解中华文化了。比如，他写“和平”两个字写得很好，他说和平是向世界传达重要的信息，作为秘书长他要致力于为世界和平服务，他写“和为贵”，知道这几个字的传统文化背景。这是一个典型的个人为主体的公共外交故事，每一个有机会与外国人交往的人都有可能进行公共外交。
做好自己就是爱国
广州日报：其实每个人都可以承担公共外交的使命？
赵启正：准确地说是每个人都有公共外交的机会。比如我们每年有超过三千万人出国旅游（不包括港澳台），他们在国外的言行都带来了公共外交的效果，有正面也有负面的。所以，公共外交的效果不仅仅是对外说明中国，反过来它也帮助普通公众树立正确的爱国观，即做好自己就是爱国，你自然的言行就表达了中国。“中国”这本书有13亿页，一个外国人不可能读全，他可能只认识几个中国人，于是只读这几页就认为这是中国人了，所以我就觉得，我们作为一个中国人提高自己的文化素养，不是为了给外国人看，是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使得我们在文化上、在道德品质上、在素养上都能有进步。我们每个人的这一页，都要书写好。
“越民族越世界”不正确
广州日报：近年来，中国对外文化交流不少，比如中国的民族音乐、声乐进金色大厅，这些都是公共外交的一种方式吧？
赵启正：这些都是很好的公共外交。有一句话流行很久，但不正确——“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这怎么可能？这句话使我们懒惰：我们不努力也会自然成为世界的？有这样的事吗？地方一个普通小曲，首先是地方的，可能也是民族的，但中国都没流行开来，怎么就会是世界的呢？这荒谬不荒谬？有人说这是鲁迅说的，我们查了，鲁迅没说过。鲁迅说的是：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我把他这句话说全了，只有在本民族是优秀的前提下，才有“可能”成为世界的。一定是优秀的，才是世界的，而且在民族的、传统的基础上还要有新创意。所以“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是非常懒惰的、不作为的思想，我们再也不要这样说。
人有人缘 国有国缘
广州日报：您提出的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真正内核是什么？
赵启正：为什么要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因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这是十八大时讲的，也有人讲文化是民族的性格。认识文化就认识人，就认识民族，就认识国家。我曾经说过，人有人缘，国有国缘。有人缘才有温暖，你帮助别人别人就会帮助你；国缘也是，有国缘才有世界对你的信任，才有国之尊严和影响力。我们以前常将影响力当作话语权，其实“话语权”翻译得不是很对，应该叫“话语力”，power和right是不一样的。在联合国，发言权谁都有，但小国发言的时候可能大家不太去听，而中国或者欧美国家发言时各国就会特别去听，这就是“话语力”。一个国家有好的国缘，别人就容易信任你，赞同你，跟着你走。
谈北京空气污染
不放炮是无成本的防污方式
广州日报：您怎么看北京的空气污染？
赵启正：PM2.5的问题是由于工业化进程很快而忽略了环境污染的问题，从而造成了这样的现状，政府和民众都十分焦虑。它对身体的危害性，钟南山院士这两天已经说得很清楚。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民众要支持政府采取的各种有利于空气改善的举措，公众也要有一种自觉，就像春节期间，雾霾已经非常严重了，还照样放鞭炮，一放炮，PM2.5指数就直线上升。春节放，正月十五又放，这不是一种愚昧吗？完全置自己生存的环境于不顾。PM2.5的控制需要政府和公众双方的努力，不要老是只说政府，政府当然要尽自己的责任，公众也要自我反思，也要尽自己的责任。公众如果都行动起来，效果会非常明显。
广州日报：放炮可能牵涉到民俗传统，很多人觉得不应该放弃传统年文化。
赵启正：时代在发展，好的传统要保持，不好的就要寻求替代甚至放弃。缠足还是传统呢，传统不一定就是好的。在治理环境污染上，政府承担和公众承担是两位一体的，没有不花成本的改善空气质量的办法。但民众少放炮，就是非常廉价的甚至无成本的改善空气的方法。
《广州日报》 日期：2013年3月10日 版次：A4 作者：龙迎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