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18个注定要载入史册的名字：马中骐、谢惠民、黄朝商、徐功巧、徐文耀、白志东、赵林城、李尚志、范洪义、单墫、苏淳、洪家兴、李绍宽、张荫南、冯玉琳、童裕孙、王建磐、于秀源。

1983年5月27日,除了唯一的工学博士冯玉琳因当时在美国读书没有到场，其余17位新中国首批博士学位获得者都参加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学位授予大会。

2010年，学位条例颁布30周年之际，这18位博士终于全部聚首。在西湖边，他们合影留念的站位与1983年一致，这次增加了冯玉琳。

今天，丽娃河畔的华东师范大学，他们中的11位从全国各地赶来，重聚上海，畅谈“学问人生”，并与正在学术道路上孜孜求索的在读博士和青年教师深入交流，在两代学者之间架起思想的桥梁。

30年前，他们是意气风发的中国首批博士学位获得者。30年后，他们均已步入花甲之年，却仍在坚守最初的学术梦想。

今天，丽娃河畔的华东师范大学因他们的到来而熠熠生辉。他们中的11位从全国各地赶来，重聚上海，畅谈“学问人生”，并与正在学术道路上孜孜求索的在读博士和青年教师深入交流，在两代学者之间架起思想的桥梁。

岁月的风霜，没有改变他们彼此的感情和对学术的执著。和他们谈起30年来的人生历程，这些不善言辞的学者，无不是谈到学术时，话便陡然多了起来。“我们的共性，超过了每个人的个性”，作为这次活动的“东道主”，王建磐动情地说，他们这18位中国首批博士，尽管经历了很多事情和波折，甚至是花花世界里的种种诱惑，却始终没有迷失自己的追求和梦想，甚至没有一个人“下海”，大家至今都坚持在学术岗位上。

1977年，中国恢复了高考招生。次年，恢复了研究生招生。被耽误了10年之久的大批青年，从厂矿、田间重新回到校园。就在他们中间，诞生了新中国的首批博士。1980年2月12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这是新中国颁布的第一部教育法律。正是根据这部法律，中国首批18名博士的论文答辩及学位批准在1982年初至1983年间陆续完成。

为表示国家对知识和人才的重视，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联合北京市人民政府郑重地把各培养单位的博士召集起来，召开了学位授予大会。这样高规格的学位典礼，在中国仅有，在其他国家也少见。

1983年5月27日，是18位博士一生中最浓墨重彩的一笔。除了唯一的工学博士冯玉琳当时在美国读书没有到场外，其余17名博士在庄严的人民大会堂于下午3点集体接受博士学位的授予。

这也是新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他们既是新中国学位制度的见证者、经历者、受益者，同时也是实践者、探索者和贡献者。”国务院学位办副主任郭新立说，首批18名博士是一个开端，开启了中国探索国家高等教育之路。

习近平总书记说：“中国梦”是民族的梦，归根结底也是每个中国人的梦。30年前，18位博士用辛勤和汗水，实现了自己人生的出彩。30年来，他们历经改革开放的经济大潮，始终奋斗在科研和教育的第一线，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这一民族梦想的早日实现，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他们是“中国梦”的坚定践行者，也是“中国梦”的最佳诠释者。

    王建磐：代数是一生的梦想

在这浮躁的世界中，更需要有人静心地做学问。希望你们就是这样的一批人。 

晨报讯 1977年冬天，570多万中国人走进久违的考场，参加中断已十年的高考。28岁的王建磐正是其中之一。不过，32年后看到《高考1977》这部承载着一代人集体记忆的影片时，王建磐并未感到太多共鸣——和许多为了改变命运而参加高考的人不同，王建磐走进考场是为了圆梦，圆一个做了14年的代数梦。

中学时代，文学曾是王建磐最大的爱好。凡是当时能找到的文学名著，他照单全收。“那时的书很少，学校图书馆的书很快就看完了，只好开始看课本。语文也看，数理化也看。”王建磐回忆说，他自己也没想到，就在看似枯燥的中学课本中，他发现了数学之美，并一生为之着迷。“数学是很美的，这是一种逻辑之美。和其他学科不同，数学是零一逻辑，非是即非，要求绝对精准，不容一点差池。任何数学理论，只要没有经过演绎证明，就只能被称为猜想。”少年时代的王建磐，被数学的这种逻辑美感所深深吸引。很快，王建磐便遇到了数学道路上的第一位指路人——教数学的刘治心老师。刘治心陆续帮他借来初三、高中、乃至大学的数学教材。高中未毕业，王建磐已自学了整个大学的数学课程。

然而，从1967年开始，王建磐种了3年地，教了2年书，在县剧团当了5年编剧。最灰心的时候，他以为自己这辈子都与心爱的数学无缘了。回忆起这段艰难的岁月，王建磐感触良多，“后来到学校当民办老师，教数学，我已经很满足，觉得哪怕不能搞数学研究，一辈子教数学也算是离梦想近一点”。

1977年，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王建磐已是县剧团里多次获奖、小有名气的编剧。听到他要报考数学专业的消息，当地文艺界人士大都不太理解，劝他留在文艺界，他却毫不心动。“我就想学教学，这就是我最大的梦想。只要有机会，我就不会放弃。”

1978年春，王建磐被录取到华南理工学院电子信息工程专业。入学后没多久，王建磐就发现，数学仍然是心头最爱，于是向老师提出要转数学系。1978年3月，王建磐被录取为华东师范大学数学系研究生，师从曹锡华老师研究“代数群”。既是数学系，又是他最有兴趣的代数方向，王建磐笑着说，拿到研究生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是他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

代数梦，成为他一生的坚持。1980年代有领导慰问，在15平方米的宿舍看望他和妻女一家四口，扔下一句话，“世界上还有这么穷的人家”。梦想，即便在他最穷苦的日子里，他也从未放弃。

范洪义：淡泊之心聆听物理之美

诗境有禅顿悟易，空门无框遁入难。 

晨报讯  1983年5月28日，范洪义作为新中国首批博士之一，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受国家领导人亲自授予博士学位的大幅照片出现在当天各大媒体的头版头条。这可乐坏了远在上海的范妈妈，她高兴地指着照片对报摊老板说：“这个人是我儿子！”“报摊老板看了看照片，说：‘老太太，你认错人了吧！’”谈起30年前这段趣事，昨天刚从合肥中科大校园赶来的范洪义教授哈哈大笑。

1964年，范洪义考入中国科技大学物理系。1970年，范洪义被下放到河南、湖北的军垦农场劳动锻炼一年半，尔后又被分配到一家县办小工厂。直到1973年，中科大急需青年教师，范洪义才被调回母校，再次从事科研工作。1978年，他报考了母校的理论物理专业研究生，并于1982年5月完成博士论文答辩。

范洪义一生淡泊名利，30多年来的治学道路上，他给自己立下了“三不争”原则：一不报奖、二不报院士、三不与人攀比。他告诉记者，当初之所以选择物理作为专业，是缘于从小的兴趣。“物理学家，是聆听自然脉搏的声学家，是描绘自然规律的画家”。范洪义深情地说。“如果说那时候有什么大志向的话，就是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使中国的物理研究水平能够达到世界一流水平。”而在个人理想方面，范洪义说，他年轻时最大的梦想就是让自己的研究成果能够记载于教科书中，“既有长远的科研价值，又有普及的科学意义”。

范洪义的梦想已经实现。如今，作为中国著名的物理学家，他另辟蹊径地发展了量子力学创始人之一、诺贝尔奖得主狄拉克的符号法、以及表象与变换论，在理论物理与群表示论等多方面有广泛的应用，成了量子力学界一个绕不开的名字。他发表的SCI论文多达330篇，6次获得全国发表SCI论文个人排名第一，三次获得多篇SCI论文数被引用全国第一。

面对这些荣誉，范洪义引用陶公的《闲情赋》，在最近出版的一本专著中抒发自己的“科学隐士之心”：“淡柔情于俗内，负雅志于高云。考所愿而必违，徒契契以苦心。竟寂寞而无见，独悁想以空寻。”

马中骐：为梦想守望30年

杨振宁教授曾教导我说：“什么是重要的工作？基本的工作就是重要的工作。 ” 

晨报讯  在马中骐的电脑里，保存着一段珍贵的影像资料。昨天，马中骐打开了它。那是1982年2月6日，我国举行首次博士论文答辩，马中骐是第一个答辩者。讲台上，马中骐自信地在黑板上不停地书写演算。之后，七位答辩委员会导师现场无记名投票，认为马中骐的论文是一篇具有较高学术水平的科学论文，完全符合博士论文的要求。为了那一天，马中骐整整等了26年。

上海出生、长大，到兰州读大学，在北京读了两回研究生，获博士学位时43岁，博士学位证书编号是10001，这是新中国首位博士马中骐的求学履历。昨天，记者在华东师大看到了马中骐，倚在美丽娴静的丽娃河边，他向记者回忆起了自己的学术之路。

1956年，16岁的马中骐从上海市东中学毕业，响应国家的号召，来到兰州大学物理系，1961年留校任助教，1964年以绝对高分考上北大物理系的研究生，师从著名理论物理学家胡宁，但在命运捉弄下，研究生还没读完，马中骐就回到了兰州大学。那时，兰大理论物理教研室已解散，图书馆也关门了，他只有白天跟着学生们劳动做粪饼，晚上挑灯夜读。

“那时真是喜欢！”没人监督，没任务，马中骐到处找学术资料看。有一次，听说一本国际科研杂志上发表了相关学科的论文，他让北京的朋友邮寄了论文的微缩版过来，再通过打字机逐字逐句地打到纸上，打了整整两个月。

1978年，临考前50天，马中骐在《甘肃日报》电影广告栏里看到一个通知：研究生报考年龄放宽到40岁，64级、65级研究生不受年龄限制。马中骐第二次进入了研究生队伍。于是，有了1982年2月6日的答辩。之后的30年，马中骐一直在中科院高等物理所工作，同时坚持在高校为学生上课。马中骐还记得，他刚刚在中科院给学生上课时，讲课费是5元，20年过去了，他还站在那个讲台上。

谈及他对年轻学生的印象，马中骐一脸欢欣。“现在的学生很多都非常厉害，似乎知道所有东西”。而讲到作为学者和老师的品德，他一脸严肃地说：“导师要自律，是否是自己做出来的论文，自己心里要有数。”他说，“自己的论文，导师胡宁先生从来不挂名。”而自己曾经受教于杨振宁，“即便是最繁琐、基础的运算，杨先生也自己亲历亲为。”在一篇由杨教授出科研题目并给出方法的论文中，杨振宁坚持不让署他的名字。

李绍宽：上课是一门艺术

排除干扰，专心做学问。 

晨报讯  “还可以吧”，衣着朴实、个子有些瘦小的李绍宽喜欢用这个口头禅，表达对很多事情的平静和淡然。他说这种性格从幼年就形成，“我自己就是自己”。这位东华大学数学系的退休教授身上有种上世纪知识分子典型的朴实和低调，只有在提到“上课”时，眼睛才明显亮了起来。

说起为什么在大学里研究了一辈子数学，李绍宽的回答非常简单，“很喜欢。”遗憾的是，1965年从复旦大学数学系毕业后，他被分配到东海中学当一名普通的中学教师。为了安慰这颗难得的“数学苗子”，辅导员在毕业后的第二天还亲自去家里看他，“我告诉他我很好，已经在给学生备课了。”多年后，李绍宽这样轻描淡写地说起梦想的一度破灭。

13年的时间一晃而过，期间他也结婚生子。一直坚持把8本代数讲完的中学老师，终于迎来一次命运转机：1978年，复旦大学开始恢复招收研究生。“那时我在给学生上课，也没有特别向学校请假就去考了。”考试科目对李绍宽来说并不难，不过，虽然成绩优异，但由于已经37岁，他被认为是“大龄青年”而拒之门外。幸运的是，紧接着中央出台政策，规定对优秀人才可以放宽年龄，执著的他再次报考后终于被录取。

“那时的人很简单，从没有想着去学校外面玩；寝室里氛围也很好，4个室友之间谈论最多的话题就是数学。”1980年，学习成绩突出的李绍宽提前一年硕士毕业。随后，又因硕士论文优异被推荐继续攻读博士。

“给学生上课是一门艺术。”性格内敛的李绍宽在说起上课时，顿时充满神采，“要让学生认可并不容易。”在谈论很多话题都很低调的他，对于教学却很自信，“我从来不看讲义，都是站在讲台上看着学生们脱稿讲。学生们也喜欢听我讲课。我也告诉一些年轻教师，不能只低着头照着教材上课，不然和学生就没有互动，学生想的什么也不知道。”

白志东  学以致用各方都要努力

学的知识不在于多少，重要的是要学了会应用。

 即将与多年未见的老友重逢，白志东教授早早定下了飞往上海浦东机场的机票。启程前一天，他按捺住心里的激动，“加班”担任了博士论文答辩的评审。“专家组平日里工作都很忙，抽空在休息日进行论文答辩评审，习惯了。”白志东告诉记者。“大家不是一个研究领域的，但对当下高层次人才培养存在的困扰和问题应该都有话要讲。”白志东指出，“博士”并不与“高端人才”是等号关系。时下不少学生理论知识非常扎实，可是却不会把它们应用到实际中去，不能学以致用是普遍存在的问题。“即使学的是纯理论知识，也不要忘了它们的实际应用背景。

黄朝商  若真喜欢 就要执著继续

有兴趣才会坚持不断地去完成一个又一个问题。

“大至宇宙形成，小到物质构成，我一生就在不断研究大自然的基本规律。”黄朝商这样总结他像“剥洋葱”一样的学术研究生涯。

黄朝商对物理学科产生兴趣从高中开始。由于理论物理研究比较抽象和枯燥，从发现规律到人类开始广泛应用，往往要经历漫长的过程，有时甚至光是弄清规律，就需要几代科学家皓首穷经。对于研究者来说，黄朝商常告诉他们要坚持和耐得住寂寞，“如果真是自己非常喜欢的梦想，即便因为一些原因中断，一旦有机会，都要执著地重新继续下去。

李尚志  给文科生上课很有“挑战”

每人都有幸运和不幸运的时候。幸运时抓住幸运，不幸时创造幸运。

李尚志，一位“浪漫”的数学家，现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担任教授，喜欢唐诗宋词，爱写诗，善吹笛子拉二胡。66岁的他仍在给学生上课，学生除了华罗庚班的数学尖子，还有文科班的。能为“仇恨数学”的文科生们上课，是这位数学家感到很有“挑战”和开心的一件事。他上课从不用深奥原理“吓唬”学生们，他对学生们说，如果用“九阴真经”来比喻数学，上篇讲的是“想法”，下篇讲的就是“招数”，“梅超风只学会了招数，没学会idea，所以最终失败。”

童裕孙  30年来坚守学术理想

胸怀理想，踏实奋进。生活更精彩，事业倍辉煌。

“记得当时有国家领导人问谷超豪先生，中国的博士生和美国的博士生有什么区别。谷超豪先生回答说，国外的博士生水平是参差不齐的，但我们这一批培养出的博士，个个都很优秀。”童裕孙昨天笑着说，自己当时没顾得上想那么多，就觉得现在环境好了，更应该坚守本分，搞好科研事业。而这份“本分”也成了他30年来坚守学术理想的动力和源泉。

年轻博士接力梦想

数十位年轻博士“追星”

晨报讯 一叠旧的书、一颗兴奋的心。今早，华东师大数学系一年级博士生彭刚将揣着它们，来到学校的逸夫楼。这些书，是他从大学起就珍藏的数学科普册子，出自苏淳、单墫等中国首批博士的笔下；他的心兴奋不已，这些他崇拜许久的学者前辈，就要真切地走入他眼前。今早，华东师大数十位年轻博士，都将和彭刚一起来“追星”。11位新中国首批博士，是天穹中璀璨的启明星，以他们对学术的热爱和坚守，引领着新一代有梦的学术人。

一年前，彭刚还是广西师大数学系的教师，当时他做出一个决定：读博。如今博士生在选择深造背后，大多有现实的原因，因为拥有一个博士学位，就是抓住了一根在高校发展的线索，其中包括住房、职称评定、以及获得重大科研项目的机会。

然而，光靠现实的驱动，是很难让一个人下定决心重回象牙塔的。在读博的四年里，彭刚不仅要完成既定的学术课学分，写出数万字的毕业论文以及接受相当艰巨的论文盲审，在此期间，他还要阅读海量的中英文文献，进行大量的课堂实践。再加上彭刚已有家有口，离乡背井，其中的艰辛不言而明。

另一根看似隐形却更结实的线索，坚定了彭刚的选择。“目前的数学教育正面临改革。我教的是未来的数学老师，我学成以后，希望能回去影响他们，让他们看到数学真和美的一面，并且将这种影响带给更多的学生”。

张晋宇是彭刚的同学，这个29岁的山西小伙子，之前是一位高中数学老师。对做研究，他也有自己的执著。他说，现在数学课堂的现状是：很多学生机械地做大量习题，对一些解题流程死记硬背，学生们对数学的本质不理解，觉得数学非常难，缺乏兴趣。张晋宇要研究的，就是如何改变数学教育的困境，寻求新的突破口。

和多数将第一次见到新中国首批博士“真人”的年轻博士相比，张晋宇是幸运的，他读博期间师从王建磐，后者即是新中国首批博士中的一员。“与导师交流，他的经历内涵、做事风格，对我影响最大。”张晋宇坦言，如今的社会不免浮躁，“有时我们也会受到影响，但是导师对学术的追求确实感染了我，向他请教问题时，我可以把一切现实琐事都抛到脑后”。“有时候，我们因为忙其他事情，在那一周里没有看太多文章，老师都会敦促我们，无论如何一定要把时间协调好，留出时间来读书。”令张晋宇特别感动的是，导师尽管年纪大了，参与的科研项目也很多，但总对学生们说“一块学习”。“只要是我们要读的书，他没有读过，他自己都会去看，然后再和我们讨论”。在今天的见面会上，张晋宇期待聆听更多前辈的经验，“让他们更好地告诉我们，如何在学术道路上更专心地走下去”。

彭刚则希望前辈们为自己珍藏了十几年的书签名。他数次表达他的崇拜之情，“他们是拉动机器运转的轴承，我们则是一颗颗小小的螺丝钉，还没办法达到他们的高度”。

《新闻晨报》 日期：2013年5月27日 版次：A01 A04-05 作者：张昱欣 钟子娟 彭晓玲 林颖颖

链接：http://newspaper.jfdaily.com/xwcb/html/2013-05/27/content_1031847.htm

http://newspaper.jfdaily.com/xwcb/html/2013-05/27/node_5.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