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广泛倾听民声，反映民意，汇聚民智，服务民生，市政协十二届二次会议昨天举办委员与市民的网上交流活动，除市政协主席、党组书记吴志明外，市政协学习委员会常务副主任柴俊勇，市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市社联副主席、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童世骏，闸北区政协主席、党组书记陈永弟，上海联合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江宪等委员围绕“发挥各界作用，创新社会治理”主题，就充分发挥政协优势，特别是广泛代表性和包容性的优势，发展和完善在政协平台上的协商民主；通过政协最大限度地反映各界别群众的愿望，使各种想法，通过政协协商得到系统、综合的反映；充分发扬民主，最大限度地吸纳和包容各种诉求，注重沟通、增进理解，通过政协协商在共同利益基础上平衡协调好各方面利益等与市民交流，共同为创新社会治理献计出力。

柴俊勇：

治理的关键在创新

　　企业是社会的重要行为主体，也是重要的社会组织形式。不少网友可能认为对企业的治理也属于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对柴俊勇委员提出了不少相关问题。

    有网友觉得，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社会治理理念深入人心，问:“这些理念能不能运用到企业管理中？”

    “讲得太对了！”柴俊勇夸奖了这位网友，并表示企业的活力在于全体员工，员工有了活力，企业自然就生气勃勃。“有些国有企业为啥缺乏活力？就是因为员工待遇与企业的效益没有真正挂钩。”柴俊勇说，过去常讲的“企业管理”，强调的是从上往下的管理，如今应该转变观念，以“企业治理”的理念取而代之：“企业治理就是让员工的积极性得到充分发挥，参与到企业的决策过程中。”他说文解字：“企业的‘企’上面是个人、下面是个止，如果企业不是以人为本，把员工的积极性充分发挥出来，这个企业的生命力也就到此为止了。”

    有网友问柴俊勇，上海企业应该如何创国内一流、争国际先进？

    “我的体会是，搞企业一定要牢记一个‘赢’字。”柴俊勇解释：“赢”字上面是个“亡”，企业必须要居安思危。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善于创新、勇于改革；中间是个“口”，企业要加强社会各界和企业内部的沟通；左边是个“月”，就是要常年累月、持之以恒；中间是个“贝”，人才是企业的宝贝；右边是个“凡”，要有平凡人心态、要有社会责任感。“上海的企业不能与内地企业比，这不是本事，上海的企业应该走向全球市场，在同外国企的竞争当中挣得一流。”他说，要达到这样的目标，靠的是：“标准、品牌、质量”。

    又有网友认为，当下必须重视企业的社会责任，问柴委员，对社会治理的创新会不会对此有所促进？对群众生活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还有网友希望，对社会治理的创新能推动企业更加重视食品安全，也想听听柴委员的意见。

　　“治理的关键在于创新。”柴俊勇回答，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体现了全新的治理理念，必将对每个人的生活产生很大的影响：“就是要把整治变为疏导，将命令变为协商，将指挥变为指导，将监管变为服务，将强制变为利导；运用法治的思维与方法来解决我们的社会问题。”

　　对于食品安全问题，柴委员的意见是政法机关对相关不法行为的打击力度仍需加强。“去年一年，我们上海食品监管部门查处的案件是1.5万多件，而我们的公安机关只立了300多起案件，连一个零头都不到。”他说：“所以我有一个提案，要求政法机关严格依照‘二高’司法解释，加强打击力度，确保人民群众食品的安全。对光追求企业利益，不顾群众食品安全的不法分子，要叫他倾家荡产，失去自由。”

童世骏：

摆不上台面的利益不应得到支持

　　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利益关系的调整。有网友问童世骏委员：方方面面的利益都有各自的道理，该如何协调？

　　“要有一个公开合理的渠道，让方方面面的利益能够表达出来。”童世骏指出：“凡是能公开表达的利益，很少有太摆不上台面的。”所以，利益的公开表达，实际上已经对利益诉求的合理性进行了一轮初步的筛选。

“我们要协调的就是那些摆得上台面的利益。”童世骏认为，对于摆不上台面的利益，需要改变的是诉求本身：“假如有人硬要提出摆不上台面的利益述求，要么采取教育的方式，让他改变想法；要么采取法律的方式，让他改变做法。”

　　“即使在摆得上台面的利益之间，也有一个如何协调的问题。”童世骏表示，这就需要对利益进行适当分析：哪些是长远的、哪些是短期的，哪些是根本性的、哪些是表面性的，哪些是全局性的、哪些是局部的。“要更多学会彼此之间的倾听和将心比心，一方面要讲得通道理，另一方面要想得出办法。”他说：“这意味着我们要对提高全民的理性水平下很大功夫。”

　　在这个过程中，“领导干部首先要作出榜样。”他说，好的领导，既要会动脑筋想办法，又要会做工作讲道理。

　　“然后，我们的公共政策也要让讲道理的人不吃亏、不讲道理的人占不到便宜。”他说，这样才会使每个社会成员都能更好地协调各自的利益，从而形成更多共识，“政协在这方面可以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协商民主的关键就是协调利益，形成共识。而政协是协商民主的主渠道。”

　　有网友问，大学生如何依法有序参与政治？

    童世骏回答，大学生是公民极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大学阶段就学习有序地参与政治，对国家的民主政治建设非常重要。他建议从几个方面努力：“首先就是学会做一个合格的普遍公民，合格的普遍公民就是遵守公共道德，遵守国家的法律，履行公民的基本的政治义务，依法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积极参与社会的，首先是自己身边的集体的公共事务；第二，大学生作为人群中受教育程度比较高的成员，要准备着毕业以后，担当社会中比较重要的责任。这就需要比普通公民更多地了解社会发展的水平，国家建设的情况，国际社会的环境，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尤其是现代政治的一结基本知识和技能，比方说，怎么进行选举，怎么制定规则，在什么样的场合要遵守什么样的规则，怎么进行辩论，怎么进行妥协，怎么提出方案，怎么发起一个活动等——像这些都是作为受过大学教育的社会成员应该了解和掌握的；第三个层面就是我们在特定领域要有专长，因为现代政治生活中要解决的许多问题，是需要有专业知识的，没有专业知识，光有善良的愿望是不行的。”

陈永弟：

创新社会治理从短处补起

　　有网友注意到，十八届三中全会将“社会治理”取代了原来的“社会管理”，希望了解委员们是如何思考其中给政协工作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陈永弟回答，从“管理”到“治理”，虽然只是一字之差，但意蕴深远。“实际上给我们整个社会生活都带来了机遇和挑战。”他说，地方政协工作首先应该看到其中的机遇。

　　“协商民主是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部分。”他认为，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有着诸多不可替代的独特优势——比如“智囊团、人才库”的智力优势、“信息多、沟通畅”的资源优势、“阵地宽、影响大”的宣传优势，以及“能包容、广联系”的渠道优势。“所以一定大有可为，也一定会大有作为。”他说。

　　“但另一方面，这也对政协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陈永弟认为，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对协商能力的挑战，或者说怎么样进一步处理好“要协商”和“会协商”的关系，以及如何在实践中锻炼提升委员协商建言能力。他举例，比如闸北政协，就尝试对照经济社会发展“五位一体”的建设要求遴选相关有专长的委员分类组建了五个“委员智库”，经常性的开展专业协商和议政建言，形成和放大协商民主的“乘数效应”。

　　有网友注意到，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补齐创新治理的社会短板”，就向陈永弟请教：该如何解读？

　　这勾起了陈永弟的回忆：四年前，他就在文汇报上发表过一篇题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需从“短处”补起》的文章。“当时我在文章中就提出，社会管理有‘三短’：一是‘短’在体制机制，二是‘短’在基层基础，三是‘短’在破题办法。”他说，针对这三“短”，当时他也提出了补短的“三化”：一是理念要科学化，核心是要变管理为服务，二是职能要现代化，关键是要与需求为导向，三是方式要多元化，最根本的是要发挥党的群众工作优势。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全面深化改革，特别是创新社会治理做出了部署。”他说：“贯彻全会精神，创新社会治理，我认为最最重要的是，增强全社会推进改革的信心和勇气，既要正视社会问题不回避，更需谋求破题办法不懈怠。不断变革、创新、发展，方能牢牢把握战略机遇期。健康走过社会转型期，最终迎来活跃有序期。”

江宪：

司法公正法治才有权威

    “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是十八大后出现的新提法。有网友问，应该如何理解？

　　“这是一个大问题，十八届三中全会也强调了法治中国。”江宪认为，法治中国包含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等多重含义，讲到底就是整个社会都要依法来治理。”

　　“一个社会的治理最终只能靠法治。”江宪直言：在走向法治的过程中，我们首先要树立的就是法治的权威和法制的公信力。而只有当一个社会司法是公正的，法治才有公信、才有权威。

　　“我很高兴地看到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了法院的独立审判和检察院的独立检察权。”江宪说，再加上司法机关人才独立的提出，将进一步推动扭转司法的地方化和行政化倾向，为保证审判独立、司法公正提供了极好的前提。

　　“这些问题解决了，司法公正了，它的权威就有了保障，公信力才会生成，整个社会才能实现依法治理。”

　　对于另一网友关于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现状不如人意的提问，江宪作出了如下回答：“从立法的角度，我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并不太薄弱。”他认为，我们国家有关知识产权的立法已经形成了涵盖行政、民事、刑事等多重手段的“立体保护网”，可谓相当完善。

    “但为什么外界对我们国家的知识产权保护仍颇多非议？”江宪指出，这是因为我们在很多方面执法不严、有法不依造成的。“我们一定要严肃执法、严格执法，这样才能有效遏制对知识产权的侵害。”

　　还有网友关注到，现在法律诉讼的总量好像“比以前上升了很多倍”，问“这是否反映了社会矛盾比以前厉害很多？”

　　江宪回答，诉讼总量一定会逐年增加。他认为某种意义上这其实是好事：这表明老百姓法治观念在增强、用法治思维来解决社会成员之间的矛盾日渐流行。

“所以我赞成用诉讼的方式来解决社会矛盾。”江宪说，群众都能用和平理性的方法来解决彼此之间的矛盾，社会就会理智和谐。“当然我也赞成在诉讼前和解。毕竟调解比诉讼能节约不少社会资源。”他说。

《联合时报》  日期：2014年1月19日  版次：3  作者：黄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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