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1月8日徐中玉先生百岁华诞的庆贺大会上，坐在徐老身边有位像弥勒佛那样笑呵呵的长者，戴着法兰西小帽，潇洒风流，他就是与徐老在一些文化活动中同进同出形影不离的钱谷融先生。他今年也95岁高寿了。上海人民出版社近日特地推出4卷本《钱谷融文集》，《文集》分文论卷、散文译文卷、对话卷、书信卷，分别题为“文学是人学”、“灵魂的怅望”、“有情的思维”、“闲斋书简录”，文集中收录了他有关文学理论、世界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等领域的研究，包括其“文学是人学”观点的阐述，以及对鲁迅小说、《雷雨》等的经典研究，收录了有关文学、人生的感悟随笔，与友人、学生的思想谈话，并精心收存了四百多封信札。上海人民出版社总编辑王为松近日前往钱谷融先生家中，将刚刚印制完毕的样书送到先生手中。王为松说，这套《文集》 “用王元化先生以前说过的话就是，这是一个‘文化的定本’。”

（一）

“文学是人学”是钱老的专利

    本报记者多次和钱先生在一起，每次都是要不了几分钟，你就会被他的乐观所感染。人们称他为“散淡之人”，他欣然接受，因为他从小很佩服未出隆中的诸葛亮，他的一本著作就是《散淡人生》。说起钱先生的成就，他总是说：“我是被‘批’出名来的。”说起他带出的研究生个个都很棒，名师出高徒，他总是说：“我是搞来料加工的，来的原材料好。是名徒把我抬高了。”说起他的治学之道，他总是说：“我是个懒人，书是在茶馆店里看的。”说起他的文章，他总是说：“我自己不主动写的，都是被人家逼出来的。”……就在这次对徐先生致贺词时，他也说:“我是无能又懒惰，他是能干又勤奋；他讲话实实在在，我是言不及意。他一个人做的工作比我十个都多，我站在他旁边感到很惭愧。”谦虚风趣的讲话，引来全场欢快的笑声。

    “文学是人学”是钱谷融先生最著名的观点，也正是这个观点使他受到了数十年的不公正待遇。

    那是在50前，钱先生还是被称为“小钱”的时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华东师大举行大型学术讨论会，中文系主任许杰教授一再鼓励钱谷融发言，钱谷融就把平时所读所思所得写成一篇论文《论“文学是人学”》，他以人道主义思想为核心，强调文学对于人丰富个性的关注，不满于注重阶级性而忽略个性。钱谷融在发言前还说了一段“论文是情人，我今天才把她带出来”的段子，引得会议主持人施蛰存先生及众人大笑。

    钱谷融开宗明义，认为对高尔基把文学叫做“人学”的建议，我们“只知道逗留在强调写人的重要一点上，再也不能向前多走一步。其实，这句话的含义是极为深广的。我们简直可以把它当做理解一切文学问题的一把总钥匙，谁要想深入文艺的堂奥，不管他是创作家也好，理论家也好，就非得掌握这把钥匙不可。理论家离开了这把钥匙，就无法解释文艺上的一系列的现象；创作家忘记了这把钥匙，就写不出激动人心的真正的艺术作品来。这句话也并不是高尔基一个人的新发明，过去许许多多的哲人，许许多多的文学大师都曾表示过类似的意见。而过去所有杰出的文学作品，也都充分证明着这一意见的正确。”

    这个在现今看来似乎是文学理论ABC的观点，在当时的会议上却招来一片反对。既然有人反对，文章也是为讨论会而作，钱谷融也没打算拿出去发表。但是《文艺月报》的编辑索要去此稿，立即在1957年的第5期刊出，《文汇报》也配发了消息，引起了很大的关注，许多人认为该文说得有道理，也有人提醒说“恐怕是钓鱼”，但钱谷融不以为然，认为学术界怎么可能有这种事。果然，6月，“反右”开始，方向扭转。钱谷融此文自然而然地成为批判对象，而且规模越来越大，除了上海的主要报刊，北京的《文艺报》、《人民文学》、《解放军文艺》及各省市的文艺刊物都连篇累牍地发表批判文章，一些原先支持他的人也被迫加入批判行列。但钱谷融从来没有低头认错，党委书记说，小钱，你自己讲几句。钱谷融就说，感谢大家对我的帮助，但是我的意见不错。这样就引起更加激烈的批判。

    钱谷融先生后来说：“‘文学就是人学’也不是我提的，最早是知道高尔基有把文学叫做人学的意思，我认为他有这样的意思，所以就写了。后来接受许杰老师的建议，把论文题目写成《论‘文学是人学’》，原来以为写个‘论’字就不会有太大麻烦，但最后还是没有逃过。” 而据钱老的学生殷国明教授查证，高尔基并没有明确说过这个话，这句话的发明权是钱先生。他用的是障眼法，是想让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更富于人道主义精神。

（二）

死不悔改的“活老虎”

    那为什么过了不久开始的“反右”没把他划成右派？钱谷融先生说：“当时猜想华东师大许杰、施蛰存、徐中玉三个人都划成右派了，我再划成右派，可能没人上课了。后来才知道，当时上海的第一把手柯庆施说了，留下两只‘活老虎’，都是右派，再批就没意思了。所以，我和蒋孔阳两个人都没有划右派，当了‘活老虎’了。”因此，在“文革”中给钱谷融戴上“老牌修正主义”、“漏网右派”、“反动学术权威”这三顶“帽子”时，钱先生不无幽默地说：“老牌修正主义，我又不是党员，够不上。反动学术权威，我还是个讲师，也够不上。这个漏网右派，还可以算得上。”

    果然，“活老虎”派上了用场，1960年，上海作协组织了一个著名的49天大批判，钱谷融就是批判对象之一。钱先生不是作协会员，学校却派小车把他送过去。对于这场批判的来龙去脉，己故文学评论家、时任当时上海市委宣传部干部的李子云老师有过权威的回忆：这场批判的口号是“批判修正主义文艺思想，重新估价十八、十九世纪资产阶级文学”，运动要搞得轰轰烈烈，就得有“靶子”。于是，几经筛选，钱谷融以及蒋孔阳、罗稷南就被定为重点对象。这场批判不仅旷日持久，而且声势浩大，调动了上海各高校文科学生参战，被当时的领导誉为“小钢炮”。原先还准备推向全国，后来由于中央书记处和中宣部考虑到以如此简单的方式横扫西方国家的“国宝”，特别是苏俄的“国宝”，会涉及国际关系而作罢。尽管这场批判搞得钱先生多次胃出血，脸上也没有了往日的笑容，但人们见他仍镇定自若，毫不惊慌。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批判完了，叫辆三轮车，拉出去吃一顿。”

（三）

“活老虎”评《雷雨》

    柯庆施的话果然有道理。没过两年，“活老虎”钱谷融自己又跳出来，因为在一片喧哗嘈杂之中，钱先生内心深处始终保持洞若观火般的清醒。他开始写《< 雷雨>人物谈》，评析曹禺剧作《雷雨》中的人物。钱谷融说是因为在看《雷雨》的电视转播时，一听演员的口气、声音、语调，味道极“左”，图解、喊口号。心想会有人写评论的，等了半天没有人写，于是他就又来写了。而别人，不管是他的友人还是敌人，透过他那优美的文笔，看到的是他用“文学是人学”的观点来具体剖析人物，或者是用这些人物的塑造来证明“文学是人学”观点的正确。但不久，“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日子来临了，《雷雨》人物谈也就谈不下去了。直至“文革”后的1980年这本书才出版，当时在文艺圈内外引起轰动。李子云老师感叹道：今天重读钱先生的旧文，不仅依然兴趣盎然，而且会发出惊叹，当年怎么会有人发表这等文字，须知《< 雷雨>人物谈》是在经过了“反右”、“反右倾”以及49天批判会后发表的。在当时真称得上“惊世骇俗”。今天重读这些文章真令人肃然起敬。

    这么一批倒把原先默默无闻的钱谷融批成了名人。但钱谷融先生为坚持真理是付出了代价的。1943年钱先生在交通大学上课时就已经享受讲师待遇，但到1978年恢复高校职称评定时，仍评不上正教授，引起校内外的不平，由于外界意见实在太大，直到1980年第二次评定时才被直升。对此，虽然钱先生自己很坦然，他幽默地对学生说：“你看，我的眉毛本来是向上翘的，经过几十年的风雨，现在已耷拉下来了。”但这38年的讲师倒是创立了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个纪录。

（四）

人道主义的实践者

    钱谷融先生在学术上坚持自己的人道主义立场，任凭乌云压顶，决不苟且，绵里藏针，柔中有刚。在生活中是人道主义的实践者，温和宽厚，这是有口皆碑的。特别是在对戴厚英的问题上，最为典型。

    戴厚英是钱先生的学生，在那49天的大批判中是个火力很猛的“小钢炮”，对钱伤害很大。“文革”中她又是作协的造反派，以至“文革”后她以自己与诗人闻捷恋爱经历为蓝本的小说《人啊人》、《诗人之死》要出版都遭到老作家的抵制，非常困难。但她最后惨死在歹徒刀下，而这歹徒竟是她爷爷的学生，经常到她家蹭饭借钱的老乡。

    尽管戴厚英没有明确地向钱先生道下歉，但钱先生早已原谅了她，当然也包括其他年轻人，钱谷融先生把那荒谬时代的荒谬归之于整个政治大背景，原谅青年学生的幼稚无知。钱先生在与得意门生殷国明教授关于人道主义的长篇对话中说:“戴厚英在60年代初上海作协有名的四十九天大会上是如何批判我的，我已完全不记得了。当时发言批判我的当然不只她一个，她表现得比较突出的一点是，其他人在发言中对我总还是以先生或同志相称，唯有她，却是直呼其名。当时距离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爆发，还有六年之久。旧有人际关系中的礼数，还没有到荡然无存的地步，所有在场者听了都不禁耸然动容。对于身受者的我来说更是不胜骇异。她上台批判我，批判的言辞再激烈，我的确毫不介意。因为我知道，在当时来看，我的确是该受批判的，她不站出来，也会有其他人站出来的。而且，不管是她或者别的人，他们多半都会真的认为批判我就是帮助我，就是对自己老师的爱护和挽救。所以我确实丝毫没有责怪他们的意思，唯独对于她的声色俱厉地直呼我的名字，不免很不习惯。我觉得她是大可不必如此的。称我声‘先生’不见得就会于她的革命立场有损。而且，从帮助我改造我的动机来说，反而易于收到较好的效果，但是就连这一点我后来也渐渐释然了，因为她毕竟太年轻了。厚英是很硬气的，尽管知道自己过去错了，却决不忏悔。 上世纪80年代初，她由一位当年的同班同学陪同到我家里来看我（这是她一生中仅有的一次），跟我谈了这些年来她的种种遭遇，颇多牢骚不平之意，而绝口未提当年对我的批判，我倒颇欣赏她的这种态度。”

    戴厚英晋升副教授时，她任教的上海大学请钱谷融先生写评审意见。钱先生为她作了肯定的评价。

    戴厚英遇难后，应吴中杰教授之邀，钱谷融先生为纪念集写了感人至深的悼文。称她是“一位重情义、念桑梓、能赴朋友急难的赤心人。”“她一生坎坷，特别在婚姻恋爱方面的遭遇尤其不幸。因而她的心常是寂寞和孤单的。”“她接受的是一种背离马克思主义的畸形教育，因此她的个性被扭曲了。在‘四人帮’的控制下，做了许多傻事和错事。‘四人帮’被粉碎以后，特别是新时期以来，她才猛然觉醒过来，回复了她作为一个中国传统的农村姑娘的本真，她身上固有的美德与亮色，才冲破多年来强加在她身上的牢笼和心上的障碍，一下子突现了出来。令人万分痛惜、无限怅恨的是，她竟在这个时候惨遭一个极端愚昧而又凶残的凶手杀害了。唉，真是不幸的戴厚英!不幸的中国的这一代!”这篇文章令无数知道他俩有这层特殊关系的人感动。

    有评论家认为：钱谷融是文学思潮的象征人物，并不仅仅是意指他在五十年代的那篇“文学是人学”之于整个中国文学思潮的象征性意味，而更是指他本人的文学立场经由他的教书育人和学术地位对上海文学界产生的那种潜移默化的影响。

    钱先生曾说：“人一生下来就是已决的死囚，在执行之期来到之前，要尽情乐享我这有限的生命。浮名骗不了我，富贵我嫌它罗嗦。我要放开心灵的脚步，在这光怪陆离的世界上作一次伟大的驰骋。这个驰骋，就是从生活的每个角度去追求美，追求趣味。美在的地方，趣味在的地方，我就流连盘桓，不忍离去。”

    仁者寿，衷心祝愿钱谷融先生永远乐呵呵。

    《深圳商报》  日期：2013年11月28日  版次：C06  作者：楼乘震

    链接：http://szsb.sznews.com/html/2013-11/28/content_2700102.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