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5月9日上午，备受期待的著名学者李泽厚先生的“伦理学研讨班”在我校如期开讲。不讲演，不答辩，不做结论，只是平等讨论几个伦理学问题和案例，引导参与者讨论具体的伦理困境，是这堂课的特别之处。研讨班吸引了众多来自全国各地、身份背景迥异的“学生”，《文汇报》、《东方早报》等媒体记者也用新闻报道的方式记录下他们参与其中的所见所闻和所思所感。

《文汇报》：“我和桑德尔有什么异同”

李泽厚在华东师大开讲“门槛最高”的公共课

早在两个多月前，84岁高龄的著名学者李泽厚将来华东师大开设“伦理学研讨班”的消息，就已在国内学术界广为传播。昨天上午9点半，备受期待的第一课终于在华东师范大学开讲，足足持续了两个多小时。准确地说，“第一课”不是正式授课，也非演讲，而更像是一堂师生之间的自由讨论。组织方要求所有与会者必须事先细读三本李泽厚的伦理学著作，有人戏言：这可能是国内“门槛最高”的公共研讨课。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系主任郁振华认为，作为20世纪后半期中国为数不多的原创思想家之一，“李泽厚先生一直在自己的问题领域中深入地推进思考，对当今的学界是一个激励。”郁振华是昨天这第一堂课的主持人，但他称自己只算是李老师的“助教”。他回忆起李泽厚先生第一次来华师大讲演的情景：1985年，他还是华师大大一学生，那时李先生来华师大作讲演，由于来听演讲的人实在太多，校方换了三次礼堂，“我们男生体力好，一路狂奔换礼堂，这幅场景至今历历在目。”当时身处文化热的时代，大家都热衷于讨论文化问题。郁振华教授回忆，如今的华东师大党委书记童世骏教授当时的角色，是“走道里收条子给李先生回答的”。在李泽厚随后的三节课中，童教授也将来做一次“助教”。

　　为了这次课，李泽厚于5月6日下午从美国飞抵上海。一开腔，便打趣“希望越大，失望越大，这是普遍规律”，并坦承24小时的航程让他至今还在“倒时差”，“我的身体状况和精神状况不是太好，今天我当然不会睡着，但是反应有点慢。”他说，“我看了份未必对的材料，说三分之一的人到了85岁会患上老年痴呆，我怕我明年就得了这个病。别人看东西‘过目不忘’，现在我看东西‘过目即忘’。所以今年再不来，可能就真的来不了了！答应了4年，这次我就讲4次。”

　　哈佛大学教授桑德尔的“正义课”，是李泽厚重述自己伦理思想的一个引子，在昨天的第一课上，他直接向讨论班的学生们抛出了这样的问题：“我和桑德尔的观点有什么异同？”

　　同样关注市场社会中的道德与公正，李泽厚认为自己和桑德尔都赞同市场经济下的市场价值，也对市场在历史中所起的作用有所反思。杰克·伦敦的一篇小说是他自上世纪80年代初就喜欢拿来用的故事：一个白人雇佣一个黑人一起运鸡蛋，白人雇主节俭勤奋，为了赚钱历尽艰辛，黑人却消极怠工，不屑于赚吃苦钱。最后鸡蛋运到了，但已经臭了。白人只好自杀。

　　“什么是道德？赚钱的欲望是否道德？恶是否道德？市场是否要避免恶？”一连串的问题背后，李泽厚真正想讨论的，其实是当社会从市场经济走向市场社会的过程中，道德的涵义及其存在的意义。

　　在郁振华看来，公开课用类似桑德尔上课的方式，引导学生们讨论具体的伦理困境，现实性非常强，“市场价值、市场自由、伦理道德，这些都是切中中国现实的大问题。”之后的几讲中，春运、黄牛、代孕等社会话题都将被列入讨论范畴。

　　至于李泽厚和桑德尔的不同之处，通过“正义”与“公正”的一字之差可窥见一斑。李泽厚自己解释，他之所以觉得Justice应翻译成公正而非正义，是因为公正更理性，属于桑德尔所代表的西方伦理学，而正义的情感性多一些，“在西方伦理学之外加上了人情，是情理结合的。”

　　桑德尔曾经在公开课上举过这样一个例子：一辆火车行驶到了一个岔路口，一条路上站了一个人，一条路上站了五个人。火车司机到底该转向哪一条岔道？即使是桑德尔本人，至今也未给出这道难题的“标准答案”。研讨课上，李泽厚也用这个例子让学生们热烈争论，不同立场的教师和学生甚至争吵起来，争论的话题从道德问题延伸到法律问题。

对此，李泽厚认为，选择牺牲哪一个人并非旁观者的义务，“虽然司机有可能出于职业道德，牺牲一个人去救五个人，问题是，如果那一个人是司机的亲人，又如何？”在李泽厚看来，用抽象原则去处理具体情境是有问题的，凡事应用具体的社会、历史、人情环境去分析。“至善并非上帝或理性，这是我与桑德尔根本的不同之处。”

《文汇报》  日期：2014年5月10日  版次：1、2  作者：李征 黄纯一

链接：http://wenhui.news365.com.cn/ewenhui/whb/html/2014-05/10/content_5.htm

《东方早报》：第一讲：不讲演，不答辩，不做结论

李泽厚“伦理学研讨班”华师大开讲 与学生一起讨论公正、正义与情理结构

哲学家李泽厚先生在华东师范大学的“伦理学研讨班”最初面向华师大学生开设，他已经很多年没有走进课堂。84岁的李泽厚先生开课的消息也很快从华师大传到校外，要求来上课、旁听的学生实在太多。最后，4节“研讨班”的举办地点从华师大闵行校区搬到了市区本部，上课学生从华师大变成面向全国，身份不限，要求只有一个：参与讨论。昨天是“伦理学研讨班”第一讲，李泽厚先生整堂课不讲演，不答辩，不做结论，只是带着100多位身份背景迥异的学生一起讨论公正与正义的差别在哪里，什么是道德，什么是合理。

“今年再不来，就真的来不了了”

昨天上午第一讲，9点半的课，9点不到就有人开始排队等待进入会场上课，在这10多人的队伍里，有校外学生、其他高校的教师、媒体甚至律师。知名主持人李蕾作为普通学生来上课，“我比较宅，很少出来。但他是李泽厚先生，我也是来好好学习的。”教室只能容纳100人，大家凭印着李泽厚先生头像的票入场，教室旁边有一个更大的会场，没有获得上课申请资格的哲学爱好者和学生，在那里通过视频直播旁听课程。9点20分，李泽厚先生来到教室，所有人起立鼓掌欢迎这位84岁的老学者。当李泽厚听到还有150多位学生在隔壁教室看视频直播时，他主动要求“我要去那里看望学生们”！当他从隔壁教室离开时，几位女生大声喊着：“把李老师还给我们！”

华师大哲学系系主任郁振华是第一堂课的主持人，但他称自己今天是李老师的助教。他回忆起李泽厚先生1985年第一次来华师大讲演的情景，那时他还是华师大的大一学生。当时由于来听的人实在太多，换了三次地方，“我们男生体力好，一路狂奔换礼堂。当时是文化热，大家都在讨论文化问题。”郁振华教授甚至回忆起当时童世骏教授的角色是“走道里收条子给李先生回答的”。童世骏教授现在是华师大党委书记，后面一堂李泽厚先生的课，将由他来做“助教”。

“我的感觉是，30年来生活发生了变化，但有些东西似乎是不变的，那就是李先生无与伦比的影响力。这也说明了在华师大我们对学问的敬意，以及对真理事业的热情。我们喜欢读李先生的书，我的感触是，李先生的文字带着青春的色泽，对年轻人有吸引力。”郁振华教授说。

李泽厚先生刚从美国飞回来，身体状况不是太好。“我的身体状况和精神状况不是太好，前天，坐飞机过来，整个航程24小时，我当然不会睡着，只是反应有点慢。昨天上午还去医院，晚上还吃了8粒安眠药。”李泽厚先生解释道，“但我要讲一下，我不是讲演，如果要听讲演，现在就可以退席了。就算大家都退席了，也没有关系。”李泽厚先生说，希望越大失望越大，这是普遍规律。

李泽厚先生的“伦理学研讨班”此次共4讲，“我已经很多年没有上课堂，为什么要上4次课？因为2009年我答应杨国荣教授来华师大，2010、2011、2012年又都邀请过我，我都答应了。答应了4年，我就讲4次。”李泽厚教授说，现在一定要来华师大，主要还是因为身体状况，他说看到材料，现在有三分之一的人老年痴呆，“也许我明年就得了，我现在过目就忘。今年再不来，就真的来不了了。”这句话让大家听了唏嘘不已。

情本身是有价值的

不做讲演，不做答辩，只是平等讨论几个伦理学问题和案例，就是这堂课的规矩。“我的设想是10多个人交流些问题，能集中讨论几个问题，不求集中意见，那没有可能也没有必要。伦理学分歧太多、问题太多，我希望能明确提出几个问题，希望大家一起思考。我很希望大家提些意见，批评、反对、质疑、同意都可以，希望不要把问题铺太满。”李泽厚先生希望大家能对他提的问题主动地进行交流，“我这里有一个名单，不要点名。”

李泽厚先生首先提出，现在伦理学有三大派别，自由主义、功利主义、美德伦理学，“中国现在走一条新路该怎么样”这个问题，他先没有谈。李泽厚提的第一个问题与他的书《回应桑德尔及其他》有关，他说，这本书在香港出版时用了“公正”，而在三联书店的版本中则是“正义”——为了对应内地版罗尔斯的《正义论》，他问大家，“你们倾向于用哪个词，为什么？”

学生们都有点拘谨，有些冷场。在李泽厚先生鼓励和启发下，他们才慢慢开始讨论起这个概念问题。在大家发表了10多分钟意见后，李泽厚先生说，他倾向于用公正而不是正义，“因为公正情感性多一点。”这跟他自己提倡的情理结构有关。

李泽厚先生在上课前就说过，他这堂课主要是要回应桑德尔，所以李泽厚问大家，他跟桑德尔的相同和不同之处在哪里。最后，李泽厚自己说，他跟桑德尔相同的地方是都不反对市场经济，都不赞成功利主义和自由至上伦理学。而说到不同点，李泽厚用了桑德尔的几个案例来说明。

在著名的火车失控案例中，推下一个胖子救失控火车上的四个人是否道德或合法？这个案例，让在场学生们热烈争论起来，甚至针锋相对，不同立场的学生甚至争吵起来，争论的话题甚至从道德问题延伸到法律问题。李泽厚说，旁观者没有义务让胖子去死，而司机为了救其他四个人去牺牲胖子，可能是职业道德。但他又问，如果那个胖子是司机的亲人怎么办？所以“简单一个标准去套，是有问题的。我个人观点还是看具体情境”。李泽厚说，用抽象原则处理具体事情，是有问题的，要具体分析。“如果是抽象原理套具体事情，我是不赞成的。用历史具体地去分析。至善不是上帝、理性，这是我跟他（桑德尔）不同之处。”

接着，大家又一起讨论了桑德尔的另外一个案例。四名船员在海上漂流，因为饥饿，其中三人吃掉了最羸弱的少年，并活了下来。三个人中一人揭发了这件事情。最后的判决是，他们有罪但被女王赦免。对于吃人是否合理或违法，学生们又再次争论起来，而这也是李泽厚先生乐意看到的。这两个案例中，李泽厚先生都倾向于从具体社会、历史、人情环境去分析人的选择。而这样的选择，他说，他是在西方的伦理学之外加上人情因素再去判断。因为在中国，人情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李泽厚先生说，“我讲情理结构，情本身是有价值的。所以我把正义改成公正。”

《东方早报》  日期：2014年5月10日  版次：A15  作者：石剑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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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董盈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