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中国人精神”之蒙，自中国近代以来就是一个回应现代化的经典命题。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精神文化生活”以及与此相近的“人文精神”、“文化自觉”、“精神世界”等概念的争鸣，被视为是现代化道路上开启的一条自我审视和自我启蒙之路。改革开放以来，全面的社会变革不仅为社会大众带来了全新的物质生活境遇，精神境遇的变革之路也全面展开。我国当前经济的快速发展不仅仅是在现代化过程中对物质形态的追求，更是一种传统生活结构的破除和现代生活体系的重建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社会大众尤其是普通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现状和发展趋势更是值得我们调查研究。在当前资本市场化、全球都市化、区域现代化、文化大众化、休闲普遍化以及消费主义风靡的内外背景下，在我国改革开放30余年物质文明快速发展的基础上，如何总体性地把脉现阶段我国社会大众精神文化生活的转型特征及其总体趋势，将成为我们深入探秘当代中国文化转型的重要知识建构点。
一、古今东西之间：社会大众精神文化生活的现代性追问
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归根结底是一部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交融互动的发展史。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变革所引发的现代性问题的全面展开不仅贯穿了西方学术史，也已经成为中国百年思想回应的基本母题。如果从最简单的意义上来理解“现代性”，它所表现的恰好是与传统社会具有“断裂”意义的新特征。现代化进程不仅体现于市场化、工业化、技术化主导的经济转型中，而且还体现于民主化、多元化的政治转型中，更体现为社会文化转型的复杂过程之中。“现代性”这个基本概念基本上是“历史的”也是“社会的”，更是“文化的”，其所呈现与反映的是欧洲人自某一特定历史阶段起的一种认知和期待心理、价值、信仰、态度与行动基调。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社会文化维度上的“现代性”所体现的是现时代的精神特征和现代社会精神文化生活的崭新内涵，甚至包括其后出现的各种“后现代”思想，其本质上也是一种社会文化思潮。
西方16世纪萌发的“新旧巨变”不仅将人们放置于社会进化的自我表达之中，更锁定了以“现代性”把握新旧变更的基本时间框架。从天国到现世、从神圣到世俗、从宰制到理性，现代人之价值的重新发现和找回在为精神生活注入无限理性、世俗性、创造性的同时，正以自我断裂的方式向传统社会告别。如果说西方社会对现代性的探秘遵循的是“建构现代性-反思现代性-重建现代性”的理论谱系的话，那么中国社会对现代性的探秘则是在先发现代化国家经验积累基础上展开的对后发现代性的一系列“体验-借鉴-自我发问”的探索过程。虽然说“现代的时代”的开端并不是先行叩响现代化号角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独有功劳，东西之间多少都是以确立现代化的命题而获得其合法性的，然而中国社会的现代性所面临特殊性恰恰在于同时面对古今、东西的两大矢量。换言之，中国社会文化的现代性将同时关涉到中国人在时间和空间坐标上坐落位置的感知改变。
作为文化转型的敏感触角，社会大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是与物质文化生活相对的文化类型及其实践活动的总和。从精神文化及其生活实践的范畴来看，如果将现代性作为一种社会事实（social fact），不难发现它实际上内含了两种基本事实：其一是转型事实，即人类的社会生活、价值形态、文化模式等实现由传统向现代的结构性转变；其二是主体事实，即人类开始自觉地以“主体”的能动性来形塑自我的精神世界和现代化道路。前者关涉于一种作为现代化致因的文化现象，后者关涉于一种作为现代化导向的自我启蒙。在第一种意义上，作为转型事实的大众精神文化及其生活实践的变迁已经不折不扣地降临。改革开放以来，巨变中的中国社会不仅带来了全新的物质生活境遇，也带来了不同于以往的精神文化生活面向。市场经济带来的工具理性的过度抬头导致价值理性匮乏；个体化时代的到来切断了公共精神和集体主义的价值信仰；以物欲主义和消费主义为代表的全面的世俗化进程正借助全球化的浪潮，正深刻影响着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生活方式；金钱唯上的世俗时代加速了个人主义、相对主义、实用主义的价值萌发，不可避免地弱化传统道德伦理的现代合法性；大众传媒加速了精神世界的平面化、表层化，反智、反深度、反系统、反启蒙的思想特征日益扎根于日常生活中……然而，精神生活转型的复杂性不仅于此，除了多向度的巨变所引发的一种失序状态令人迷思之外，文化和社会生活转型中与传统保持的一种“藕断丝连”的矛盾亦引发人们的深层追问——决心与传统决裂，却又受制于传统；现代要素发轫的同时，又开始复归传统。在本土与外来、农村与城市、农业与工业、个人与集体、保守与激进、道德与物欲、迷信与科学、专制与民主、权力与法律等多重二元性之间，社会大众精神文化生活内在各要素之间的力学互动以及权重再分配的过程表现了远超出西方的复杂性和深刻性。在第二种意义上，作为主体事实的对大众精神文化及其生活实践的时代变迁发起的反思与重构的呼声不绝于耳，它内卷入文化变迁之中并成为文化变迁的一个部分。事实上，对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及对人之精神世界的关切早在五四时期就不乏有通过现代化话语的输入促建新文化秩序的努力。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从“精神文化生活”以及与此相近的“人文精神”、“文化自觉”、“精神世界”等概念的学术争鸣到国家顶层设计中将精神文明建设纳入现代化建设基本格局，其背后所隐的两层逻辑：一是试图通过精神世界的再造对现代性内部的失衡与抵牾进行人为纠偏。现代化内部——经济现代化与社会现代化、物质的现代化与精神文化现代化、客体现代化与主体现代化之间的失衡与冲突突出地反映在社会大众精神文化生活的“荒漠化”、“物化”、“世俗化”“真空化”的现实境况。二是试图通过精神文化世界的再造打通中国现代化的精神要道。现代化面临问题不仅是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问题，更重要是的社会和文化的问题或者更微观地说是人的问题。现代化历程不仅带来了宏观层面社会和国家的现代性（societal or national modernity），还带来了微观层面人的现代性(individual modernity)。一方面，人的现代性受制于社会和国家的现代性程度，另一方面人的现代性是推进社会和国家整体现代性的微观基础，唯有推动主体“人”的现代化，才能深层激发中国现代化的精神要素。从救国、建国、革命到社会建设，中国社会文化维度上的现代化进程明显滞后于经济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明显滞后于物的现代化，转型中的精神文化及其生活实践正经历艰难的蜕变和失序的现实危机。与社会大众日趋清晰的物质境遇相比，精神境遇的发展却似倒行逆施，未见前景。
在当前各种“主义”、“潮流”对“整体”的肢解下，精神境遇的统一圭臬似乎已经在变动中瓦解。快速变动的时间流和日渐分化的多元性也带来了研究取向上对整体认识和性质判断的悬置，悬置问题的原因正是出于一种“中间物”意识，这种意识带有拒绝对其进行确定性考察的倾向,因为它强调的是自身的不断流动的不确定性，因而拒绝对流变和矛盾本身进行确定性考察。因此，如何把脉现阶段我国社会大众精神生活上的转型特征和总体面向，急切需要更为整体性的视角和统摄性的概括来对散落在不同领域里的文化变迁事实进行再考察。为此，我们首先的需要追问的问题在于：以社会大众精神文化生活的变迁为重要标志的文化转型过程在中国是否是一个可观且存在的社会事实？如果是，那么有关社会大众精神文化生活当下特征的整体性认识何以可能？
二、现阶段我国社会大众精神文化生活的多域转型
伴随着改革以降的社会转型，以社会大众精神文化生活的变迁为重要标志的文化转型事实已经在人们的经验中被确定，精神文化生活转型的复杂性打开了一个讨论中国文化转型的重要论域。然而，想要以整体性的视野和统摄性的概括来把脉中国人精神文化生活的时代特征并非易事，对于精神文化生活的时代变迁的探秘不仅要考察其“表”，还要考察其“里”，且首当其冲需要确定的是它的“表”，即社会大众精神文化生活的时代样貌。而要对现阶段我国社会大众精神文化生活的时代样貌进行整体性的描绘，又需要处理的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它横向的多面性的问题；另一个问题是它纵向的时间性问题。换句话说，要在宏观视野上准确阐释现阶段我国社会大众精神文化生活的现时特征，既需要一个多面观，又需要一个长时段的时间观，以考察社会大众精神文化生活的多域之变。
正如大卫·雷·格芬所言：“在许多人看来，‘精神’这个词具有一种圣神的内涵，蕴含着某种形式的宗教戒律。当然，人们往往习惯于在一种更严格的意义上使用‘精神’这个词，把它当作是一种事关终极意义和价值的生活取向。”与西方对“精神”理解的宗教导向不同，中国语境下的“精神”主要是指人的意识、情绪、思维活动以及一般心理状态等方面的主观存在状态或是一种内含的意境和神韵。在此意义上的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相对，物质生活是满足人类的生存、发展的需要而进行的物质生产和消费的活动，而精神生活则是为了满足人类生存、发展的需要而进行的精神生产和精神享受的活动，它是寻求精神价值、体验精神奥秘的复杂的精神活动。社会物质生活是社会精神生活的基础，受社会物质生活制约的社会精神生活是一个历史地发展着的过程。梁漱溟说：“精神生活方面，如宗教、哲学、科学、艺术等是。精神文化生活既具有整体的社会性，又具有群体间的异质性。广义上的“精神文化生活”，大致可以将其外延划分两大部分加以理解，它不仅指向一系列反映精神状态的心性结构，主要包括社会心理、社会意识、价值取向等，又指向一系列活动结构，主要包括家庭生活、闲暇生活、社会交往、消费活动、礼俗活动、公共文化与群众文化生活、知识活动、宗教活动等。因此，如果将这一概念的构成要素分类归并，我们就能够建立进一步探析社会大众精神文化生活的多域转型的基本分类框架——生活方式（包括家庭生活、闲暇生活、社会交往、消费活动）、社会意识与社会心理、公共文化与群众文化生活、礼俗与大众文化活动、信仰选择与价值观（包括价值取向、宗教活动）。2013年暑期，笔者通过对国家社科重大项目“现阶段我国社会大众精神文化生活状况调查”4300份问卷的数据统计分析，大致总结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大众精神文化生活的多域转型的几大变迁路向：
第一，从生活方式的角度来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大众生活方式的整体变动趋势是由依赖、封闭、僵固、齐一的传统形态逐步走向自主、开放、变革、多元的现代形态。具体到“现阶段”的时间点上，其突出特征是由形式变化与内核变化之间的速度差而带来的传统性与现代性二元并存的生活方式样态。具体表现在：1.家庭生活方式中分离与连结并存。在日趋小型化的家庭结构转型中，家庭内部仍延续与传统家庭秩序较一致的为老功能与为老方式。2.闲暇生活方式中闲暇类型多元化与闲暇结构的传统性并存。现阶段我国社会大众在闲暇类型上日趋多元，但从闲暇的时间结构、活动结构和心理结构上来说仍保留传统惯性。3.消费生活方式中品质化与生活化的并存。尽管大众消费模式表现出品质化的追求，但整体依然聚焦于以日常生活为核心的基础消费项目上。4.社会交往中理性化与情感性并存。随着业缘、学缘以及趣缘关系逐渐成为大众建构社会关系重要途径，地缘关系的重要性仍有保留。
第二，从社会意识与社会心理的角度来看，现阶段我国社会大众已经进入了一个对社会公正集中感知和集中表达的时期，社会公正感出现了由压抑到激发、由同质到异质的转变。社会心态是不断演进过程中社会的主观精神状态，因其变动不居和现实可感而常常成为社会变迁的晴雨表和风向标。在个人利益表达方式上，也由“被表达”逐步走向“自表达”。当前社会大众的社会公正感显现出三大特征：整体趋同性（社会大众对于社会公正的整体感知度不高）、群体分化性（不同群体之间公正感有所差异）以及个人境遇的变动性（在个人变动的生活境遇中社会公正感的体知有所变化）。而我国社会大众的利益表达模式虽然从“政府包办人民群众的利益表达”逐步转型为自主的个人表达，但在表达渠道上仍具有传统迈向现代之中的过渡性。
第三，从公共文化与群众文化生活的角度来看，伴随着服务型政府的实践，公共文化的落实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由垂直化、一元主体的文化管理逐步走向横向化多元主体的文化治理，公共文化样态也由“唯政治”的单一构成逐步转向“去政治”的多元构成，并且成为了国家干预下的文化福利供给与文化权利保障。就现阶段而言，与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相关联的文化体制改革还处于起步阶段，公共文化服务在整体上表现为自上而下的推进性与自下而上公共性之间的内在矛盾。群众文化类型和质素的可选择性在日趋丰富的同时，伴随的却是群众对公共文化和群众文化的低期待和低参与。
第四，从礼俗与大众文化活动的角度来看，随着文化范式的转化，以文字为基本媒介的文化形态逐步转向视觉文化、娱乐文化、消费文化。大众文化的兴起直接压缩了传统礼俗文化活动的生存空间，节日已经逐渐与其本身意义分离。以自主性、分众性、易变性、多样性为主要特征的现代大众传媒日渐成为社会大众意识、观念、认同乃至生活方式的形塑者，也成为能够与政治话语并行互动的另一大话语阵地。现阶段我国社会大众知识的主要媒介来源基本形成了传统媒介（电视）与新兴媒介、权威媒介与地方媒介互动并存的传媒类型结构。整体而言，社会大众所获得的精神愉悦基本来自非政治的媒体及其传播内容（从现代化进程来看，大众传媒文化产生于工业革命以来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变革所带来的文化与经济一体化的结合过程，兼具商业价值与精神文化价值的参与性文化生活）。
第五，从信仰选择与价值观的维度来看，作为文化之核心的价值观开始由大一统的集体价值向多元化的个人价值与生存价值转变。当下中国社会大众价值观的最大特点是对集体主义与理想主义的弃置与对善、公正、自然、平等、包容、非物质生命内涵等价值追求的共存，也即世俗价值与理想价值的共存。在宗教信仰结构上，现阶段我国社会大众表示其“无信仰”者接近七成（含民间信仰），宗教信仰仍然是佛教（14.4%）、伊斯兰教（4.6%）、基督教（4.0%）以及民间信仰（4.1%）为主要流向，以自发的、区域的、庞杂的、弥散的、低度组织化的方式嵌入到世俗制度中，宗教的心理或精神的慰藉价值或超越功利性成为主要的信仰动机。整体来说，现阶段我国社会大众的宗教信仰处于平稳发展阶段。
三、社会大众精神文化生活现代化转型下的“文化抗拒”
现阶段我国社会大众精神文化生活的现代转型是一个复杂的多元涉入的变迁体系，尽管“精神文化生活”本身涵盖面广、且外延未得到统一的共识，但就上述的精神文化生活内含的一些大的方面——生活方式、社会意识与社会心理、公共文化与群众文化生活、礼俗与大众文化活动、信仰选择与价值观的转型路径和现时特征的概括中，我们可以发现中国社会大众精神生活多域转型中共同的突出特征在于：变迁路径的整体现代化朝向下现时特征的传统—现代“二元性”并存。换句话说，一个对现阶段我国社会大众精神生活发展阶段的笼统判断是：它还处于现代化转型的过渡阶段。不过，仅以“过渡性”来概括现阶段社会大众精神生活的突出特征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在“过渡性”的笼统认识下，我们需要继续思考的是：社会大众精神文化生活中，传统要素与现代要素究竟是以何种力学关系型构当代特征的？我们将引入“文化抗拒”（culture resistance）的概念来深入理解社会大众精神文化生活转型中的突出特征：例如传统-现代“二元性”并存、难以整合的多元性，可被视为在多域现代化转型的整体基调中所突出表现的一种文化抗拒。
对“文化抗拒”的词意稍作回溯，“抗拒”在《汉语大辞典》中的解释是抵抗和拒绝。从字面上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第一个层面是“抗”，有抗争、反抗之意，另一个层面是“拒”，有“拒绝”、“抵触”之意。“文化抗拒”，就是内外文化要素、新旧文化要素碰撞中产生的抗拒和接受阻碍现象,这种目的在于改变社会主要象征的抗拒取向，也产生于文化领域。从人类文明史来看，特别是近300年来，最强势的意识形态就是启蒙心态。从制度上看，凡是与传统关系不大而是近代开发出来的各种组织和制度，以及它背后所预设的语言系统、观念结构和价值体系，绝大部分都是近300年来启蒙所开辟的向度。尽管现代化的理念以及追求现代化的渴望已经是一个普遍而显著的事实，然而转型国家的文化转型的特殊性在于整体生活在极端意义上的一分为二。过去旧的传统观念和当今新的理念同时要求我们的遵从，而内外、新旧之间的文化要素又在很大程度上是互相矛盾和互相冲突的，这让人们往往处于一种尴尬的基于两种基础的日常生活之上，恰如R.奥伊肯说的那样：“理想和价值被旧的观念占据，兴趣和视野被新的观念瓜分。”转型国家的文化转型亦难以逃脱这种一分为二式的矛盾境遇，一头是主体性、多元性、开放性、变动性、发展性为主要特征的现代精神生活样态的牵引，而另一头则是依赖性、单一性、封闭性、稳定性、生存性为主要特征的传统精神生活样态的固守,于是在传统要素和现代要素的互动中产生了并存与融合。
一方面，我们清楚地看到社会大众精神文化生活的现代走向已经确立：生活方式逐步走向自主、开放、变革、多元的现代形态；社会意识日渐形成下个人利益表达方式逐步由“被表达”逐步走向“自表达”；公共文化由“唯政治”的单一构成逐步转向“去政治”的多元构成；以自主性、分众性、易变性、多样性为主要特征的现代大众传媒日渐成为社会大众知识来源和精神愉悦的主要媒介；作为文化之核心的价值观开始由大一统的集体价值也开始向多元化的个人价值与生存价值转变……精神文化生活的现代化走向已经是必然趋势；另一方面，在精神文化生活现代化走向的基本路向下，文化抗拒的现象正成为最突出的时代景观：
首先，它表现在主体要素上文化边缘群体对中心吸纳的抗拒。现代社会的一大特点在于创造了一个大的构架试图容纳最多的社会成员使之成为主流，当主流日渐走向中心的时候，中心吸纳就会开始发挥效力。然而，当代中国社会正在逐步从“总体性社会”转向“个体化社会”，个体的原子化正是对解脱共同体束缚后，对国家主义和集体主义的反叛。文化上的边缘群体大多自喜于走在中心之外，践行“去中心”策略。如果如齐美尔所说，现代生活最深层的问题，来源于个人试图面对社会强势力量，面对历史传统的重负、生活中的物质文化和技术，保持独立和个性，那么边缘对中心吸纳的抗拒将在现代社会中越来越多的存在，这也正是社会大众精神文化生活多元化表象下的重要机理。
其次，它表现在内容要素上多元精神生活方案对协同的抗拒，即精神生活的自主性与传统主义的对抗。现代社会的个体化趋势和多元化发展恰恰促生了社会内部对文化共识、主流精神生活样态建立的协同需求。然而与此形成对峙的是，社会大众以多元化的精神生活方案抗拒整合统一的生活样态，抗拒集体的公共文化生活。伴随着中国社会不断分化的利益与需求，共同的社会文化认同的达成不再依靠传统的身份，对于现代社会极具自主性的个人来说，集体已经不再是资源获取的唯一途径，经济的自主性发育和分层必然带来文化上的多元方案以及大规模文化共识形成的阻碍。
再次，它还表现在时间要素上历史传统对当代趋势的抗拒，即传统的道德伦理与全面的世俗化之间、保守主义与反传统主义之间、精英主义的文化观与平民主义的文化观之间的沟壑带来的传统要素对现代要素的抗拒。尽管现代性要素试图将传统吸纳转化，但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传统精神今天虽黯然不彰但余韵犹存，虽无法主导人们的精神生活的主流，但却无法彻底与传统割裂。传统以其独特的形式抗拒现代化的完全整合。特别在精神生活领域，传统精神文化取向以及传统精神生活方案的续存甚至是复兴显然证明了传统在现代性扩张的面前所具有的抗拒力和生命力。在处理与传统关系的问题上，今天的人们几乎不能把一种身份（意义的建构）“挂上”那些已无可挽回地“脱钩”的关系，但是传统却总具有一种习惯性的逆反倾向。在西方的经验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无论是19世纪对传统的反叛，还是20世纪的后果，实际上都没有造成历史的断裂。
四、简短的总结
在现代性的话语中，对于精神生活的现代性追问正如对现代性本身的理解一样，充满了智识的困惑，这种困惑不仅来自于整体性认识缺位下的困惑，也来自于170年来，中国的文化现代化都始终处于一种气势磅礴，却实际被压抑、滞后且混乱的路途中。21世纪是追求幸福的世纪，国家的富裕强大与社会大众精神文化生活提升的并行，是我们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在传统生活结构的破除和现代生活体系的重建过程中，一方面我们清楚地看到社会大众精神文化生活多域转型的现代走向已经确立；另一方面在精神文化生活现代化的基本路向下，文化抗拒的现象正成为最突出的时代景观。边缘与中心、个性与主流、传统与现代的颉颃并存恰是寓于现代化的整体路径之中。为了更好地把脉现阶段我国社会大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总体性特征，我们不仅需要描绘其时代样貌，更需要进入“过渡性”与“转型期”等笼统认识的内部，更深层次地厘清社会大众精神文化生活转型中各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内在机理，而本文借以使用的“文化抗拒”只是一个认识上的初步尝试。更多的知识建构，恐怕既需要开足一个长时段史学视野又需要开足一个横剖面的比较视野，也更需要一改社会学近些年来在文化研究上的失语，回归中国社会学的学科性格以应对深刻的文化变迁。
文化抗拒是在文化转型中出现的对一致性的、意识形态的、权威的文化话语和文化表达的竞争和反叛，这一内存于文化现代化基本基调内部的“去中心化”力量所带来的社会后果也是复杂的。文化抗拒现象的存在为中国现代化之路创造了一个容纳多元性的文化空间，展现的是精神世界进步的另一幅图景。主体要素、内容要素以及时间要素上的文化抗拒在某种程度上可被视为促进深层次文化改革，促发文化现代化要素进一步发育的内在动力。从“权力”的角度来解读，这种文化抗拒本质上是一种“反权力”的权力表达，是主体文化意识觉醒的一种反应。因此，从这个意义来说，现阶段我国社会大众所表现出的一种文化抗拒本身也是精神文化生活的特征之一，它不仅表达了社会大众在精神文化生活领域中的具体化和能动性，而且也凸显了文化的创新性和斗争性维度。当然，文化抗拒也潜在地为新时代的文化整合带来了难题，过强的文化抗拒则有可能会导致社会散裂和失序的文化格局。概言之，文化是由社会大众产生和维持的，社会大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如何在保有基本文化基调和文化共识的基础上包容更多的“非中心化”文化取向，这既是精神文化生活领域的一个难点，也是一个让国人翘首以盼的精神文化样态。（作者分别为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教授、博士生）
来源｜新华文摘2014年第21期 编辑｜戴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