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元化先生是上海文化界的旗帜性人物之一，昨天是他冥诞94周年纪念日。王元化先生逝世已经六年，在他冥诞94周年的前夕，华东师范大学ECNU-UBC思想论坛在上海新华书店静安店，举行了一场“知识分子：文化托命之人”的沙龙，邀请了三位与王元化生前有密切来往、并对王元华先生有深刻研究的学者：许纪霖、胡晓明和夏中义教授，回忆与王先生交往中的精彩轶事，畅谈从王国维、陈寅恪到王元化、汤一介这样的大师是如何担当着中国与人类的文化天命，成为“文化托命之人”的。

　“王元化先生是上海文化界的一面旗帜。”许纪霖认为，纪念王元化先生，是因为一种“内心的刺激”，要重建中国文化，“就应不断地回到传统，回到我们的前辈与老师，在他们已经奠定的伟大传统里继续我们走向未来的脚步。”

 　“五四”精神之子

　　夏中义：我和王先生很早就相识了，但真正有较多的来往是从2004年开始的。我曾写了一篇关于王先生的研究性文章，得到了先生的好评，进而得到拜访的机会。初次见面的每个细节至今还历历在目，我对先生说他的生日很好记，比五四运动小一岁，比中国共产党大一岁，而先生也自称是五四运动的精神之子。

　　先生认为自己从1992年开始的著述价值最高，并称其为生命中的第三次反思，这也使先生成为上海文化记忆中的英雄。先生留下的思想遗产中有两个命题极其重要：第一，他认为卢梭《社会契约论》影响了法国大革命、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带来了诸多负面效应。第二，他对以陈独秀为符号的激进主义的政治伦理人格的四个特点进行了反思。对《社会契约论》的反思，把中国近代的激进思想追溯到卢梭，这一百年来，没有比激进主义对中国思潮的影响更为深刻的，它影响到了中国历史的进程，也影响到了知识分子的灵魂。我们应该思考先生思想遗产的根基在哪里。

　　许纪霖：1987年我在《读书》和《走向未来》上面发表过几篇关于知识分子和中国文化的文章，王先生看到我的文章颇有谬赞，便通过他的学生约我见面。王先生与我父亲同年，算是我的父辈，我一直视王先生为自己的“精神之父”。

　　王先生很长一段时间把五四精神看作是自己的生命，但他在晚年的时候对“五四”和中国革命都有深刻的反思，试图寻找“五四”和革命之间的内在关联。王先生是一个反思性特别强的人，这与有些学者不一样，他一直在反思自己的选择是否经得起理性的追问。

　　胡晓明：王先生的声音在学术界特别有震撼力，很多人和他讨论都会到王先生的客厅，这是一个有思想的文化圈。我跟随着王老师见到过许多海内外的大师，如杜维明和林毓生等，他们也成为了我的汉学源流。同样这个沙龙也是上海学术界的舆论中心，王先生对一些学者的看法会从这里很快传播出去。而今天上海却没有一个这样重视思想的文化圈，当然这和大环境也有关系。

　　许纪霖：王先生在世的时候，有“南王北李”和“南王北钱”的说法，“王”都指王元化先生，“李”指李慎之先生，“钱”指钱锺书先生。先生对于这两种说法都不认可，但这两种说法却一直流传下来。先生之所以有这么大的影响力，是因为他跨越了学术和思想两个领域，是中国思想界旗帜性的人物，而在学术上也堪比钱锺书先生。这样在思想界和学术界都有如此大影响力的人物，除了王先生以外很难再找出第二人。王先生追求的是“有思想的学术和有学术的思想”，他写了很多学术文章，这背后都有很深邃的思想，而绝不是在玩弄考据和辞章。而先生在谈论思想的时候，又会引经据典，背后有深厚的学术功底。

　　文化传承的承担者

　　夏中义：1990年代中国学术界出现了变动，北京的中青年学者提出要加强研究民国的学术史。李泽厚先生当时在海外就感叹“胡适的地位上升了，鲁迅的地位淡出了”，学术很强劲，思想就很淡了。而后王先生提出“有思想的学术和有学术的思想”，这是对李泽厚先生的一个回应，也是王先生一生治学经历的心得。王先生在1950年代研读黑格尔的思想，黑格尔认为人对世界的认知有三个环节，感性的、知性的和理性的。后来王先生读到马克思对于政治经济学的批判，马克思也讲任何科学的研究都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感性的，要占有尽可能丰富的材料；第二阶段是知性的，对丰富和混杂的感性材料分门别类，并找出某个部门的特殊规律；第三阶段就是对分门别类的概念有个整体的逻辑的还原。就是这样，王先生的思想被闪电般地照亮了，他在对黑格尔的学术研究中悟出了真理，而自己意识的清醒也正是被“有学术的思想”支撑着。

　　许纪霖：王先生晚年最焦虑的，是中国的文化以及整个人类的文化大危机。他很担心从轴心时代以来积累的人类文明将要毁在我们这一代，文明中的精英传统在急剧失落，而流行的都是一些低俗的、民粹的文化。

　　夏中义：王先生到晚年对于自己幼年生活过的清华园有一种非常特殊的眷恋，还能清楚记得王国维和陈寅恪的居所，这正是和他自身亦是文化托命之人有着重要的关系。和王先生精神源头联系在一起的是梁启超、王国维和陈寅恪。我和先生接触的时候他已经是84岁的高龄，眼神中还有因学术和思想所激起的兴奋的光芒。先生73周岁的时候曾说自己的思想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这让我很感动，而他学术和思想上的最高峰也正出现在这之后。王先生除了对学术和思想有着重大贡献以外，他的行动也告诉我们其实还有这样一种生活方式。

　　许纪霖：从王国维、陈寅恪到王元化，他们都是中国文化的托命之人。文化的传承并不是抽象的，是需要具体的人来承担的，是通过一代又一代的知识分子薪火相传的。而对于知识分子来说，最重要的就是他们担负的文化使命。对于读书人来说，虽然对现实担负责任，但最重要的使命还是“为天地立心”和“为往圣继绝学”。如果文化衰落了，国家再怎么富强恐怕也是昙花一现。当我想到“文化托命之人”这个说法之后，很让我兴奋，我感到找到了一种对元化先生最为确切的理解。

　　然而，今天这个时代，古典文化在急剧地衰落，变得俗不可耐。所以王先生在晚年的时候一再感叹说：“这世界不再令人着迷”。

　　“狐狸型”学者

　　胡晓明：周代的时候《诗经》中就有一个很重要的说法：“旧邦新命”。当时从殷商到周代，先贤就已经意识到其中一个重大的转变，即“人文主义”的兴起战胜了“神本主义”。而我们当今的中国文化也面临着一个重大的转变，就是我们的历史任务。我们一方面要吸收西方文化的精华之处，另一方面也要回到我们固有的传统中去。

　　许纪霖：熊十力先生是刺猬型的学者，有自己的思想体系，我们现在对他的新唯识论体系的理解和解读还是很表层的。而王元化先生是狐狸型的学者，在很多方面都有涉猎，他像以赛亚·柏林那样健谈，言谈中闪现的智慧俯拾皆是，深挖下去，都是博士论文的好题目。我记得王先生经常说，对于学问要“沉潜往复、从容含玩”。

1990年代之后，王元化先生挖掘出了传统文化中更多正面的价值，包括“三纲”在内。“三纲”如果从它原来的那个时代抽离出来，用冯友兰先生所说的“抽象继承法”，对之进行重新的解释，赋予其现代性内涵，它依然有可能具有正面的价值。王先生对于“五四”的反思并不代表着否定“五四”，而是要批判性地发扬光大“五四”的精神。明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百年，“五四”永远是现代中国人的一面精神旗帜，只是如何在反思的基础上继承“五四”精神。

　　夏中义：在我的心里，能够感动1980年代中国思想的人就是李泽厚。一个时代的托命之人必须要能看到这个时代的症结所在，也能回答这样一个问题。1978年思想解放运动给中国大地带来一股春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给了中国新的希望，而在这个大背景下，李泽厚在1979年就提出“康德哲学与主体论”的重要论点。在西方近代，康德在阐发人的尊严的问题上，把话说得最彻底。后来又有人提出“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这个“人”是近代人文主义背景中的人。所以李泽厚先生唤起了中国对于“人”的尊重。王元化先生对于激进主义的反思使我们看到了激进主义为百年中国所带来的负面后果。先生虽然已经离开了我们，但是他的思想还活着，所以我们用不着担心他的接班人诞生之前，中国思想会出现空白，只要我们真正读懂他，这个托命之人就还活在我们心中。（早报编者注：本文根据“知识分子：文化托命之人”沙龙内容整理，有删节。）阅读原文

来源｜东方早报　记者｜臧继贤　编辑｜戴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