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尽管经济、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等领域各种形式的差异、冲突依然存在，但这种差异和冲突本身又内在于世界历史的进程之中，其化解无法离开普遍的、世界的视域。
尽管经济、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等领域各种形式的差异、冲突依然存在，但这种差异和冲突本身又内在于世界历史的进程之中，其化解无法离开普遍的、世界的视域。从总体上看，经济的盛衰、生态的平衡、环境的保护、社会的稳定、国家的安全，等等，愈益超越地域、民族、一国之域而成为世界性的问题，人类的命运也由此愈来愈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互联网让世界变得更为平坦，全球化让人类变成一个更为休戚相关的共同体。同时，在中国的对外交往中，中国传统哲学又似乎越来越被领导人所强调。中国传统哲学通过一次次高规格的国际会议，频繁的国际交流和分布世界各地的孔子学院向外扩散。当世界从之前的“西方化”步入如今的“多极化”，根植于中国历史背景之下的中国哲学在此背景下会呈现怎样的姿态？在经历了知识分化的过程之后，如何真正回到对世界的整体性的、智慧型态上的把握？
华东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院长、著名哲学家杨国荣对于中西哲学兼有精深研究。在他看来，回应这些问题的过程也就是人们走向“世界哲学”的过程。他所谓的“世界哲学”也可以理解为“智慧的现代形态，或者说，现代形态的智慧”。“就哲学而言，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都是在各自的传统下相对独立地发展的。而在历史成为世界历史的背景下，哲学第一次可以在实质的意义上超越单一的理论资源和传统，真正运用人类的多元智慧来认识世界和认识人自身，并在成就世界与成就人自身的过程中，不断实现自由的理想。”杨国荣解释道。
“尽管经济、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等领域各种形式的差异、冲突依然存在，但这种差异和冲突本身又内在于世界历史的进程之中，其化解无法离开普遍的、世界的视域。从总体上看，经济的盛衰、生态的平衡、环境的保护、社会的稳定、国家的安全，等等，愈益超越地域、民族、一国之域而成为世界性的问题，人类的命运也由此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杨国荣说。在他看来，这些便是世界哲学所植根的历史背景。“世界哲学”表现为从整个人类的维度考察世界对于人的意义。这种意义不仅通过对世界的说明得到呈现，而且在改变世界的历史实践中不断得到现实的确证。
第一财经日报：近来中国发生怎样的事情，让你感到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有了越来越多的融合？
杨国荣：从现实的情形看，近来中国呈现出二重趋向：一方面，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对话和沟通的主张逐渐出现，尽管实质性地从事这方面的融合并不多，但以上主张至少有肯定融合的意向；另一方面，对近代以来试图结合中西哲学的尝试，又批评之声不断，不少论者甚而将其贬斥为以西释中，并针锋相对地提出以中释中的要求，这种看法背后蕴含着如下观念：中西哲学只能分道而行，不能彼此互动。以上两种趋向相反而又并存，从不同方面提出了如何恰当理解中西哲学关系的问题。
日报：你认为，在全球化时代，差异真的会越来越小吗？
杨国荣：确切而言，我并不像你所理解的那样，“感到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有了越来越多的融合”，更没有认为，“在全球化时代，差异真的会越来越小”。中西哲学的相互作用，并非简单地表现为二者之间形成所谓“越来越多的融合”，而在于通过沟通与对话，形成更为多重的视域、获得更加丰富的理论资源，由此达到对相关哲学问题更深入、更真切的理解。事实上，由于文化历史背景、哲学传统的差异，中西哲学对相关问题的理解，依然将存在不同的个性特点，而不会是单向的融合或仅仅变得“差异越来越小”，如我一再提及的，从根本上说，哲学本身总是表现为对智慧的多样化追求，在中西哲学的未来发展中，同样可以看到这一点。
日报：中国哲学在当下中国的重要性会否越来越凸显？
杨国荣：从深层的方面说，哲学对社会的发展，具有引导性的意义。马克思认为哲学不仅应当解释世界，而且更应改变世界，按我的理解，这种改变，就是通过哲学所具有的引导作用而实现的。今天中国的社会发展涉及多重关系，包括经济发展与政治改革、物质财富的增产与精神世界的丰富、个体与社会、人与自然、现实形态与未来走向，等等，这些关系背后，同时蕴含着更一般意义上哲学层面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的解决，也相应地在不同意义上受到哲学观念的制约。从以上方面看，哲学（包括中国哲学）对中国社会的重要性显然不言而喻。不过，哲学的这种作用，往往并不是以直接、当下的形式呈现，而更多地体现为思维方式、文化观念、价值理想等深层面的引导，其影响也往往并不以显性的形态展现出来，就此而言，哲学在体现其内在重要性的同时，在外在形式上，其作用也许不会“越来越凸显”。
日报：中西哲学的融合之中，中国哲学扮演着怎样的角色？中国哲学会有怎样的意义？
杨国荣：至今，在中西哲学的互动中，一直呈现不对称的形态，这主要表现在：自西学东渐以来，中国哲学家往往努力地学习、了解西方哲学，并且在哲学研究中自觉地吸取西方哲学的理论与方法，近代卓有建树的中国哲学家，无不如此。反观西方哲学，除了少数的汉学家（他们的训练往往更多的是历史、宗教、文学，而非真正意义上的哲学），主流的西方哲学对中国哲学则似乎不屑一顾：一个基本的事实是,欧美主要大学，包括哈佛大学、牛津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剑桥大学，等等，其哲学系都没有设置“中国哲学”的课程，在这些学校中，中国哲学仅仅出现于东亚系、宗教系、历史系等非哲学专业的院系。这一事实表明，对主流的西方哲学来说，中国哲学算不上真正的哲学。如果说，近代早期，若干西方哲学家，如莱布尼茨，对中国哲学尚有一些同情的理解（但总体而言也并不系统和深入），那么，在现代西方真正重要的哲学家中，几乎没有一个对中国哲学真正有所把握的（海德格尔虽对道家表现出某种兴趣，但同样远谈不上对其系统、深入的理解）。这里似乎可以看到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在现代西方，对中国哲学有所了解的，往往不是真正自成一系的哲学家；真正意义上的哲学家，对中国哲学基本上不是一无所知，就是所知甚少。基于以上背景，不难看到，在吸取多重资源、对古老而常新的哲学问题做创造性阐发方面，中国哲学可能会扮演重要的角色：除了中国哲学在历史发展中所积累的智慧资源外，中国哲学所具有的兼容品格，可以避免仅仅循延单一的思想传统，以更为开放的方式，接纳和吸取人类文明（包括西方哲学）发展中的智慧成果。历史上，中国哲学曾以此消化、融合了外来的佛教，由此使自身得到丰富和发展，今天和未来，从自身所蕴含的深沉思想成果以及开放的立场出发，中国哲学同样也可以积极会通西方哲学，并进而深化对世界和人自身的创造性研究。
日报：你曾说道：“就哲学而言，在相当长的时期中，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都是在各自的传统下相对独立地发展的，而在历史成为世界历史的背景下，哲学第一次可以在实质的意义上超越单一的理论资源和传统，真正运用人类的多元智慧来认识世界和认识人自身，并在成就世界与成就人自身的过程中，不断实现自由的理想。”那么在你看来，中西方的人们要达到“运用人类的多元智慧来认识世界和认识人自身”，需要具有哪些先决条件？
杨国荣：运用人类的多元智慧来认识世界和认识人自身，其基本的前提就是以成己与成物为指向，形成开放的视域，超越单一的哲学传统，避免限定于自身的文化传统。不难看到，这里涉及的首先是扬弃狭隘的眼界、实现视域的转换，这种转换，当然并不是所谓“学贯中西的学者”所具有的专利，事实上，每一个具有文化自觉的普通中国人，都能够并且应该做到这一点。
从世界的视域看中西哲学
杨国荣
在其漫长的演进过程中，哲学既展现了普遍的趋向，也形成了多样的形态。后者不仅体现于不同哲学家的理论体系以及不同哲学流派的各自取向，而且也涉及彼此相异的文化系统。就近代以来的哲学衍化而言，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关系，无疑呈现重要的意义。在近代以前，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作为两种系统，是在相对独立的形式下发展的；除了明清之际等短暂、零星的接触之外，二者没有实质性的交流。但到了近代以后，情况开始有所改变，西方哲学的东渐以及中国哲学对此的各种回应，已成为哲学思考无法回避的历史背景，与之相联系的是如何从更广的视域理解哲学的问题。
历史地看，由于受到地域性以及不同文化传统和文化背景等等的制约，哲学对世界的理解，往往也有形成了不同的进路。以中西哲学而言，这种差异体现于形式与实质两个方面。在形式的层面，哲学都离不开逻辑思维和体悟、体认，但其具体的侧重，则往往有所不同。相对而言，西方哲学从早期开始便比较注重逻辑的分析和逻辑的推论，中国哲学则较多地在辩证思维、体悟、体认等方面呈现自身的特点。从实质的方面看，哲学之思都涉及成己（认识人自身与成就人自身）与成物（认识世界与变革世界），无论是中国哲学，抑或西方哲学，都无法离开这些基本的问题。然而，在关注的重心上，则每每有不同的特点。如果说，西方哲学对成物更为注重，那么，中国哲学也许将关切之点较多地指向成己。当然，以上区分只具有相对的意义，我们既不能在形式的层面上说中国哲学隔绝于逻辑的推论、西方哲学拒斥辩证思维以及体认与体悟，也不能在实质之域说中国哲学完全无视成物、西方哲学根本忽略成己。从哲学的意义上，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在侧重之点上的不同特点，同时也表现为多样文化背景和历史空间中对世界的理解。
随着历史越出地域的限制而走向世界历史，历史空间等方面的限制也在某种意义上得到了扬弃，这就为真正超越特定的界限（包括文化背景的界限）而走向对整个世界的理解，提供了切实的历史前提。同时，近代以来，随着知识的不断分化，学科意义上的不同知识形态逐渐取得了相对独立的形态，并愈来愈趋于专业化、专门化。知识的这种逐渐分化既为重新回到智慧的本原形态提供了可能，又使超越界限、从统一的层面理解世界显得愈益必要。就理性思维而言，知识的分化往往使人容易以知性的方式来把握世界，事实上，以知性的思维方式理解存在与近代以来知识的不断分化过程常常呈现同步的趋向。在经历了知识分化的过程之后，如何真正回到对世界的整体性的、智慧形态上的把握？这是今天的哲学沉思无法回避的问题，而回应这一问题的过程，同时也是走向世界哲学的过程，在此意义上，所谓“世界哲学”，也可以理解为智慧的现代形态，或者说，现代形态的智慧。
作为智慧的形态，哲学既超越知识的限度而表现出普遍的向度，又内在地包含着价值的关怀，与之相联系，世界哲学意味着从更普遍的人类价值的角度，理解世界对人的意义。宽泛而言，无论是作为智慧的早期形态，抑或现代的智慧形态，哲学在某种意义上都是“以人观之”，这里的“以人观之”是指站在人的存在背景或与人相关的前提之下展开对世界的认识和理解，这一意义上的“以人观之”与“以道观之”并不彼此冲突：所谓“以道观之”，无非是“人”从道的维度把握（“观”）世界。“以人观之”有不同的“观”法，在人受到地域、文化传统等条件的限制之下的“观”与这些限定不断被超越之后的“观”是不一样的。近代以来，在历史走向世界历史的背景下，哲学逐渐有可能在一种比较普遍的、人类共同的价值基础和前提下，提供关于世界的说明，包括澄明世界对于人所呈现的意义。
从更广的视域看，在“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以及中西哲学彼此相遇的背景下，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本身都已开始获得实质意义上的世界性维度，而哲学的进一步发展则意味着走向世界哲学。随着历史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历史，人类的共同价值、普遍利益逐渐变得突出，人类的认同（肯定自身为人类的一员）问题也较以往的历史时代既显得更为必要，也变得更为可能。尽管经济、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等领域各种形式的差异、冲突依然存在，但这种差异和冲突本身又内在于世界历史的进程之中，其化解无法离开普遍的、世界的视域。从总体上看，经济的盛衰、生态的平衡、环境的保护、社会的稳定、国家的安全，等等，愈益超越地域、民族、一国之域而成为世界性的问题，人类的命运也由此愈来愈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世界哲学在植根于以上历史背景的同时，也表现为从整个人类的维度考察世界对于人的意义。这种意义不仅通过对世界的说明得到呈现，而且在改变世界的历史实践中不断得到现实的确证。
世界视域下的哲学进路，同时与哲学自身的建构与发展相联系。从后一方面看，世界视域中的哲学或世界哲学进一步涉及哲学衍化的多重资源与多元智慧。这一意义上的世界哲学意味着超越单一或封闭的传统、运用人类在不同文化背景下所形成的不同智慧形态，进一步推进对世界的理解，并使哲学思考本身得到深化。就哲学而言，在相当长的时期中，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都是在各自的传统下相对独立地发展的，而在历史成为世界历史的背景下，哲学第一次可以在实质的意义上超越单一的理论资源和传统，真正运用人类的多元智慧来认识世界和认识人自身，并在成就世界与成就人自身的过程中，不断实现自由的理想。阅读原文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记者｜孙行之 编辑｜戴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