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汇报｜关注时代命题服务中国发展-华东师范大学

文汇报｜关注时代命题服务中国发展

2015年06月12日

　　编者按：日前，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和世纪出版集团联合主办《上海报告》出版座谈会。《上海报告》的定位，可以概括为：聚焦我国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重大理论和实践课题，回应全球关切和时代命题，形成新思想新观点新认识，提出新构想新思路新对策，为促进实现“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贡献力量。第二批《上海报告》系列研究丛书于3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包括四本专著：《全球公司》（王志乐著）、《建设开放度最高的自由贸易试验区》（沈玉良著）、《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动力与模式》（杜德斌著）、《政府作用与市场作用》（李琪等著）。为此，我们特刊发四篇书评，以期更好地展示上海的理论创新成果和学术智慧，并有助推动上海哲学社会科学进一步自主创新。

一个重大的前沿问题——评《全球公司》

　　□周为民（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主任）
　　20年来，跨国公司向全球公司的转变，实现了企业形态上的一个重大创新，而全球公司的形成和发展，正是当代经济全球化所具有的并且标示着其空前深度和广度的一个突出特征。
　　跨国公司向全球公司的转变，是当代经济全球化趋势深入展开的一个重要表现，是公司形态的具有革命性的新变化。认识并把握这一新现象，是关于全球化和企业发展研究中的一个重大的前沿问题，对我们在全球化进程中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战略大局，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王志乐教授所著《全球公司》一书，着眼于中国开放、改革、发展的大局，敏锐洞察并深入研究这一新现象，揭示了它的性质、特征和深远影响，并提出了富有价值的因应之策，因而是一部学术性和实践性都很强的著作。
　　当代世界，经济全球化已成为天下大势，已成为国际大局的一个基本特征。所谓经济全球化，无非是说，随着世界市场的统一和畅通，各种商品、服务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各种资源、要素都能够在全球范围内流动，市场机制已能够在全球发挥配置资源的作用。所以，经济全球化的实质就是经济市场化、市场全球化，是由分工的深化相伴随的市场规模和范围不断扩大以至超越了国界形成全球市场的结果。而信息产业革命所带来的信息传播方式和技术的飞跃性发展空前强劲地推动了经济全球化的充分发展。
　　市场的主体是企业，市场配置资源的过程同时就是企业对资源进行组织和运用的过程。因此，市场的超国界乃至全球化，意味着企业活动的超国界乃至全球化，这不仅使越来越多的企业与全球市场相联系，而且促成众多企业发展为跨国公司，进而促成跨国公司发展为全球公司。20年来，跨国公司向全球公司的转变，实现了企业形态上的一个重大创新，而全球公司的形成和发展，正是当代经济全球化所具有的并且标示着其空前深度和广度的一个突出特征。本书通过对100多家跨国公司的全球总部及其在中国的500多家企业的访问、调查和研究，翔实地叙述、总结了20年来公司形态的这一创新发展过程。
　　在此基础上，作者揭示，跨国公司向全球公司的转变显著表现在：第一，从跨国经营向全球经营转变，其价值链中的各环节如营销服务、制造组装、研发设计等延伸至全球，形成其全球价值链及其产业的全球系统；第二，从中心辐射向全球管理网络转变，其中包括公司股权的全球化、公司治理结构中出现的董事会全球化趋势；第三，从股东利益最大化向全球责任转变，履行对股东、社会、环境的多方面责任，形成责任文化，实行合规管理。由此，作者从全球战略、全球管治、全球责任阐明了全球公司不同于跨国公司的基本特征。在具体指标上，作者以跨国指数超过50%来定义全球公司，即当一个公司的海外资产、海外销售收入、海外雇员超过50%时，它就成为一个全球公司。作者指出，这时，公司的思维方式和运营模式就与一般的跨国公司有了巨大的差异。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及战略机遇是与当代经济全球化这一天下大势联系在一起的，也是与跨国公司、全球公司在中国的投资、经营活动联系在一起的。本书的一个重要内容在于全面分析说明了这些企业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首先，这些企业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推动力，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以跨国公司、全球公司为主要代表的外资企业在中国创造的工业产值、税收、进出口额分别达到当年全国的30%、20%、50%左右，直接吸纳就业人数达5000万余人；其次，除资金、技术外，在企业组织和市场活动等方面带来了新的理念、方式、标准、规则，为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参照和助力；再次，在诸多方面与我形成利益共同体，为中国以市场方式参与全球经济合作与竞争提供了重要条件，从而成为中国和平发展、和平崛起的同盟军。作者在主张进一步发挥跨国公司、全球公司的积极作用的同时，也没有忽视其不同程度上的一些消极影响，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全球公司的兴起是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新的重大现象，作者指出，它给企业全球竞争带来了新的环境、新的方式、新的条件、新的规则，对这一深刻的变化及其含义，我们必须有足够的察觉和理解，以继续拓展和深化我国的对外开放，并因应这一新变化，促进我国企业“走出去”，促进一批企业实现向全球公司的转型。为此，作者在书中提出了切实的政策建议。
　　本书作者长期致力于跨国公司和我国对外开放的研究，是一位贡献卓著的专家学者。他的这部新作，是在这个领域的前沿问题上富有创新意义的研究成果。

转变政府职能视角的“双作用”逻辑——评《政府作用与市场作用》　　□吴志华（华东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发挥好政府和市场“双作用”的关键在于掌握主动权、决定权的政府。政府一方面要通过自身革命来主动解决干预过多的老问题，另一方面又要防范由于监管不到位、公共服务不足而出现市场失灵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治理结构开始由以“单位制”为基础的政府一元管理体系，逐步转向政府、市场、社会多元共治的治理体系，其中，政府和市场是多元治理体系的主要组成部分。在这一宏大的历史变革过程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转变政府职能成为行政体制改革的关键和核心。经济体制改革历程中，从20世纪80年代突破计划经济之初强调市场因素，到90年代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再到21世纪初以来的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经济的制度化程度不断提高。随着市场经济成长与发展，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地位作用不断提升，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确定为“基础性作用”，到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升为“决定性作用”，同时要求“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行政体制改革过程中，1987年党的十三大第一次正式提出转变政府职能之后，转变政府职能一直被认定为行政体制改革的关键和核心。对于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职能的定向，2002年党的十六大概括为“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 四项职能，2008年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中前瞻性提出“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三大职能，十八届三中全会又有了进一步发展。这就是改革开放以来政府与市场关系定位的历时性演变逻辑。
　　李琪教授等学者撰写的《政府的作用与市场作用》一书，以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为主题，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这一新定位作出了多维度现时性诠释。全书由五部分组成，除了第二部分论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之外，其他四部分主要从深化行政体制改革中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视角，阐述如何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双作用”问题。第一部分解读十八届三中全会对政府职能再定位的新方向及新含义，从中辨析出与政府四项职能说有所不同的三重创新，即新增环境保护职能、公共服务职能调整为优先位序、经济调节职能更新为宏观调控。第三、四、五部分，分别从“双作用”新定位的基础、前提、路径以及重点三个维度作出系统化阐述。“双作用”的前提是“四分开”，也就是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和政社分开；“双作用”的路径是通过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和强化事中事后监管，激发经济社会发展活力和释放市场活力，同时以放管结合、放管并举方式把市场管住、管好；“双作用”的重点是加强相对薄弱的公共服务职能，形成多元主体参与公共服务体系。该书值得好评之处在于，从转变政府职能视角研究“双作用”，把握住了处理好政府与市场两者关系的关键一方，而且关注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和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中需要攻坚克难的难点和全面履行政府职能所亟需加强的薄弱职能，并由此阐述了基于转变政府职能视角的发挥政府和市场“双作用” 的现时性逻辑。此外，以“双作用”平衡政府与市场关系是一个反映现阶段经济体制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新诉求的新命题，目前理论界尚缺乏充分研究，书中提出一些新论点和新观点，对学界后续研究具有启迪意义。
　　当前，我国进入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发展阶段，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发挥好政府和市场“双作用”的关键在于掌握主动权、决定权的政府。政府一方面要通过自身革命来主动解决干预过多的老问题，另一方面又要防范由于监管不到位、公共服务不足而出现市场失灵问题。对于这些问题，既需要学界更多的理论研究，也需要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行政体制改革实践中前行探索。《政府的作用与市场作用》一书的出版，可望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的政府与市场关系研究作出理论贡献，为政府解决职能转变现实难题提供有益启发。

以重大问题为导向推进自贸区建设——评《建设开放度最高的自由贸易试验区》

　　□孙元欣（上海财经大学教授）
　　如何建设“开放度最高”的自由贸易试验区，以及如何界定、度量和测评开放效应，如何应对开放过程中可能产生的不确定性和风险，这是重大理论问题，也是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
　　2015年4月，国务院颁发了《进一步深化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开放方案》。党中央、国务院要求上海自贸试验区“继续积极大胆闯、大胆试、自主改”、“探索不停步、深耕试验区”，力争建设成为开放度最高的投资贸易便利、货币兑换自由、监管高效便捷、法制环境规范的自由贸易园区。其中，提到“开放度最高”一词，这不仅是对上海自贸试验区的要求，也是对上海这座城市的要求。
　　如何建设“开放度最高”的自由贸易试验区，以及如何界定、度量和测评开放效应，如何应对开放过程中可能产生的不确定性和风险，这是学术界需要思考和回答的重大理论问题，也是在改革实践中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
　　沈玉良教授的新著《建设开放度最高的自由贸易试验区》，提供了他在这一领域的学术思考和最新研究成果。该书从国际贸易投资新规则体系，以及国家治理制度、国家治理能力和国家治理技术的视角，阐述了上海自贸试验区在推进制度创新的过程中，如何把握好开放和风险可控之间的关系，形成一套科学、有效的风险防范机制。该书视角新颖、观点鲜明、资料翔实、分析有据、深入浅出。
　　首先，作者将自贸试验区分为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和非海关特殊监管区域两个层面，前者强调贸易便利化的国际接轨，后者强调制度改革创新的试点作用。基于这两种类型，分类递进展开研究，解答如何建设开放度最高的自贸试验区问题。对于海关特殊监管区域，通过与中国香港自由贸易区、美国对外贸易区的对标研究，提出海关特殊监管区的贸易便利化改革目标。对于非海关特殊监管区域，通过发达国家经济体投资自由化、服务贸易自由化的比较研究，采用外国直接投资监管限制性指数和服务贸易限制指数，提出在维护国家安全和有效监管的基础上实现最大限度的对外开放。
　　第二，作者就自贸试验区如何实现投资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从外商投资制度改革、金融制度创新、货物贸易便利化等三个方面展开分析。在外商投资管理制度改革方面，自贸试验区通过实施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为核心的外商管理制度改革，改变传统的政府行政审批制度，建立政府事中、事后监管新模式。在金融制度创新方面，通过分账核算系统实现资金跨境流动的“一线审慎监管、二线有限渗透”，形成一套风险可控的金融审慎管理制度，在自贸试验区内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利率市场化、人民币跨境使用等措施的先行先试，为全国金融改革提供经验。在货物贸易便利化方面，通过建设“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和“货物状态分类管理”，从根本上解决现行口岸管理部门林立、通关环节众多、执法平台封闭运作等突出问题，破解货物通关运作中存在的体制机制性障碍，为推动我国货物监管制度的重大改革提供支撑。
　　第三，作者将制度创新和制度改革这一主线贯穿于全书。国家的竞争归根到底是制度的竞争，自贸试验区建设的历史使命是为国家全球价值链跃升战略提供一套制度安排。这种制度安排并不仅仅是适应欧美主导的国际贸易投资新规则，更主要的是参与和主导未来国际贸易投资新规则。作者在书中花了大量笔墨分析信息与通讯技术对国际投资规则带来的影响，以及自贸试验区在这些领域的试点取向。例如，针对数字贸易规则可能成为未来全球国际贸易投资领域的重要规则，提出我国应建立的数字贸易规则体系，以及在自贸区的试点方向。
　　第四，作者在书中强调要将风险控制和国家安全放在自贸试验区试点的首位。在错综复杂的经济、社会变革环境下，新技术层出不穷，我国全面深化改革面临诸多机遇和挑战。变革需要国家治理结构的完善、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在自贸试验区金融制度创新试点的同时，应将金融风险的控制放在首位，在外商投资制度改革试点的同时，要建立和健全国家安全审查制度。作者将远期目标和实现路径有机结合起来，远期目标为自贸试验区试点指明了方向，实现路径方面则在重点领域提出了具体的推进措施。
　　从全书看，作者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以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实践重大问题为导向，采用国际贸易学和国际经济法等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正确处理好改革实践复杂问题与科学适用研究方法之间的关系。该书为自贸试验区和我国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提供了新思考、新观点和新对策，展现了作者对自贸试验区改革探索中的大量调研和跟踪研究的诸多成果，以及作者对国际投资贸易学科长期深入研究的深厚积累。

知识经济时代国家竞争的制高点——评《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动力与模式》　　□汤建中（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作者创造性地构建出“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形成的三层次要素构成理论体系，其中人才构成核心要素，大学、企业和政府是驱动要素，创新文化、创新资本、创新基础设施和专业服务等是支撑要素。
　　杜德斌教授所著《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动力与模式》一书，是一部具有前瞻性、创见性的学术著作，融思想性、科学性与通俗性于一身，言简意赅、微言大义、雅俗共赏，充分展示了作者深厚的学术积淀和严谨质朴的学风。该书以推动上海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为写作目的，从当今世界经济高度依赖科技进步的时代特征入手，从城市发展的功能演化和空间联系的内在规律出发，通过对世界著名科技创新中心城市详实的例证分析，系统严密地论证了“全球科技创新中心”概念的内涵与外延、要素构成、动力机制、发展模式及演化路径，不仅对上海，而且对我国及世界其他城市寻找自己的历史定位和发展方向，都具有很强的启发和指导意义。
　　当今世界，科技创新已成为提高综合国力的关键支撑。作为城市发展的一种高级功能形态，全球科技创新中心是一个国家综合科技实力的集中体现和核心依托。然而，究竟什么是“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具有哪些功能特点？“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由哪些要素构成？“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发展模式是什么？这四个问题直接关系到上海是否能够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以及如何建设“科技创新中心”。在本书之前，学术界对于“全球科技创新中心”这一全新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尚未做出准确的界定与详尽的描述，对其内在演化机理的认识更是刚刚起步。该书中，作者根据自身多年的研究积淀，对“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做出了全面而清晰的界定，并选择关键指标构建对其测度的数学公式，使其理论内涵的表达更加清晰，为以后的进一步研究厘清了思路。作者首次将“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功能归纳为：科学研究、技术创新、产业驱动和文化引领四个方面，其中科学研究是基础和源头，技术创新是关键，产业驱动是根本目的，文化引领则是科技和经济发展的最终结果，也是科技创新中心发展的最高境界。作者对“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功能所做的系统性定位，不仅指明了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发展方向，同时也暗含了建设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重大战略意义。
　　全球科技创新中心是一种进化到顶极状态的区域创新系统，这就决定其要素构成的复杂性与系统性。作者创造性地构建出“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形成的三层次要素构成理论体系，其中人才构成核心要素，大学、企业和政府是驱动要素，创新文化、创新资本、创新基础设施和专业服务等是支撑要素。这一理论继承和发展了传统区域创新“三螺旋”理论和“三T”理论（人才、技术和文化），并将之运用于对著名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典型案例的分析，清晰地呈现出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内部组织和发展状况，使读者能对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内涵和运行状况有更准确的把握和更深刻的理解。
　　该书不仅是一部理论研究著作，同时还具有极强的实践指导性，这主要体现在书中所提出的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三维立体发展模式。作者根据世界主要科技创新中心在发展驱动力、机构来源构成与产业结构等三个维度上的发展差异，将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划分为不同类型。这一三维立体发展模式，不仅在形式上极具新意、令人耳目一新，可以很直观地反映出不同城市或地区发展现实的不同，而且能够使城市或地区在建立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过程中准确把握自身所处的发展阶段，并选择最适合自身实际情况的发展模式。
　　该书最后从国家发展高度，分析上海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的战略意义、战略优势、战略短板、战略定位与发展路径，并提出了若干颇具建设性的对策建议，不仅呼应了该书的写作目的，由于这些分析和建议均基于作者对世界科技和上海发展的长期研究和观察，对相关部门的政策制定无疑具有重要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