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以职业教育法执法检查组组长的身份，向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作了有关执法检查报告，详尽阐释了职业教育法实施取得的成绩、问题以及提出的相关意见与建议，并透露了将对已经施行19年的职业教育法展开修法工作，以适应新时期职业教育发展的需要。

　　此举在我国历任委员长中尚属首次。在外界看来，不同于以往此类报告多由国务院有关部委作报告的形式，此举史无前例，对外释放了国家高度重视现代职业教育发展的积极信号。

　　外界普遍认为，对此可报以“职业教育发展的春天来了”的期待，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截至目前，我国职业教育的受重视程度还远不及普通高等教育，社会各界也普遍带着有色眼镜看待职业教育，诸多问题无不阻碍着职业教育的大发展，即便是在国家近年来屡次重申并鼓励职业教育发展的前提下，无论是《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明确的政策方向和框架，还是“数百所普通高校转向职业教育”的具体举措，对于根本扭转人们看待职业教育的准确定位都略显力不从心。

落实职业教育发展政策须确保教育守法

　　根据国务院于2014年6月22日发布的《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中明确了有关职业教育发展的目标要求，到2020年，我国要形成适应发展需求、产教深度融合、中职高职衔接、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相互沟通，体现终身教育理念，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这在长期关注我国教育事业发展和改革进程的华东师范大学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教育科学学院教授吴遵民看来，其在对外传递出推进职业教育发展从此步入国家层面信号的同时，更吹响了促进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形成，创造良好职业教育发展环境的集结号。然而，现实可能未必如预想般顺利，吴遵民在此前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直言，借此扭转全社会对职业教育的偏见，这一政策的发布和实施恐怕还只是个开始。

　　吴遵民认为，对于扭转人们对于职业教育的传统偏见，切忌盲目乐观。要扭转社会对职业教育的歧视，让职业教育真正和学术类教育并举，可能还需要一系列的具体措施。他强调，真正让职业教育得到社会认同，取决于通过职业教育走向就业岗位的劳动者，其工作岗位能否换来应有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一旦就读职业教育的学生在就业后获得了公认的社会地位和不错的薪水收入，并且有着自成一线的晋升道路，那么，职业教育的培养方向才符合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根本要求。

　　值得关注的是，在此次由委员长亲自所作执法检查报告中，对于当前我国职业教育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主要困难和问题，有着详尽的呈现：包括对职业教育重要性认识仍然不足、职业教育不能满足社会对技术技能人才的多方面要求、职业教育经费稳步增长机制不够健全、教师队伍还不适应职业教育发展需要、企业办学作用未能充分有效发挥、职业技能培训难以满足需求等六方面。

　　其中，点出了社会存在的唯学历倾向，催生出一些职业教育机构追求学历“升格”的问题，认为其偏离了职业教育的职业性和就业导向。吴遵民认为，这实际上是教育学界的一种高烧，“升格”的热潮一直持续了几十年。以前的大学和未来的职业需求是紧密关联的，但持续不断的“升格”热，导致高校一味地追求高大全、假大空，导致千校一面和生源的大规模扩张，由此带来的后果是培养出来的所谓人才已经逐渐无法适应现在的就业市场需求。

　　吴遵民强调，当前，我国高等教育亟须尽快回归理性，重视职业教育无疑是对高校办学冒进、虚火的病症开出了处方。而左右这张处方能否发挥成效的关键，就是确保在职业教育领域的教育守法，如此才能将国家明确的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发展目标得以落实，包括在法律规定的范畴内，规范职业教育院校自身发展、确保经费落实，等等。

用法治为突破职业教育发展瓶颈营造窗口

　　伴随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产业结构调整、技术革新步伐加快，我国劳动力供求不匹配的矛盾日益凸显，就业难和招工难并存的现象直接反映了我国高等教育方向与劳动力市场需求间的脱节。

　　对此，教育界有观点认为，应该加大高等教育向职业教育类型方向转型的步伐，促使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在目前以大专层次为主的基础上，适当发展本科层次乃至研究生层次的高等职业教育局面，由此带来的直接结果就是有助于培养高层次应用型技术人才，完善我国目前的人才体系结构。

　　对此，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周洪宇早前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曾举例表示，在世界范围内，许多发达国家在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都会把发展职业教育作为重要战略措施。“而我国的职业教育还面临着资金短缺、城乡投入差距较大、意识不到位等问题。”周洪宇坦言，当前，由于历史和现实原因，相比于普通教育，职业教育明显处于弱势地位。但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历程证明，高等职业教育必须逐步高移化，并要培养出高层次应用型技术精英。

　　而如何才能实现职业教育的逐步高移化，从而吸引足够多的生源走入职业教育，朝着市场化需求的方向成为技术技能人才？中国人民大学发展中国家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彭刚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当前，国家已经做出了还职业教育应有地位的战略抉择，这就意味着，一切有关促进职业教育大发展的政策措施都必须得到贯彻。此次全国人大常委会对职业教育法开展执法检查，正为职业教育发展开启了依靠法治寻求突破职业教育发展瓶颈的窗口，这在当前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无疑是应该也必须坚持的方向。

　　彭刚表示，党的十八大强调，要尊重市场的作用，职业教育的改革也是对市场的进一步顺应。他建议，除在法治层面寻求进一步完善，促使其适应新时期职业教育发展需要，并加强执法力度外，确保高校主动投身转型职业教育，以及社会形成新的正确认知，有必要从以下两方面着力。

　　首先，对于高校，应该鼓励符合转型发展职业教育条件的高校转型，通过政策扶持、教育经费拨付以及师资的福利薪酬等方面予以促进。同时，还应强化校企合作，让职业化教育培养的人才能够与企业实现对接，最大限度地让这些人才学有所用；对于社会，这需要逐步在全社会形成对职业人才的重新认知以及薪酬提升等良性循环。

　　“当然，确保这些得以实现的关键，还在于让职业教育发展遵循相关法治轨道。”彭刚强调，这其中，确保教育守法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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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海楠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

编辑｜吴潇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