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哪个时代的教育工作者像当下一样，面临着复杂多变的生命发展状态和精神困境。”在接受记者采访过程中，华东师范大学新基础教育研究中心主任、教授李政涛感慨地说，作为“新基础教育”研究者，回首十余年的研究经历，自己研究心路的最大转变就在于“实践转向”。

思索基础教育困局

　　1996年10月，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叶澜到北京开会，在与其谈话中，李政涛第一次听到了“新基础教育”这个名词，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当时他正在北京教育学院工作。随后，李政涛重回华东师范大学，在叶澜教授指导下攻读博士学位。2003年7月，李政涛留在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工作，从此正式成为“新基础教育”研究团队的成员，参与语文教学改革的研究与实践。

　　然而，在从事“新基础教育”研究之初，李政涛最先遭遇的困境是面对实践的不知所措。进入基础教育的课堂之后，他发现实践远非想象的那么简单，其复杂性的根源首先在于“动态性”。有人曾经将课堂描述为“活的教育学”。一个“活”字浓缩了实践的多重品性，同时也对习惯于书斋生活的李政涛构成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他逐渐发现，教育学理论研究者常常是选择那些适合已有理论框架的案例，以此为对象从事相关研究，并且，把早已准备好的理论带进课堂。“言者很痛快，听者却很迷茫，我总能从老师们的眼里看到茫然的神色，从下一堂课中看到老师们依然如故，我对他们教学的评说，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李政涛不禁开始思考，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为教育实践者提供建设性意见

　　在研究与实践中，各种感受不断冲击着李政涛。实践问题的解决可以构成学术兴趣的一部分，但对于一些研究者而言，这不是他们主要的学术旨趣，能否有理论原创才是理论研究者普遍关注的问题。

　　李政涛发现，基于这种理论研究取向，往往实践资源一旦被挖掘使用之后，就被理论研究者弃之不顾。因此，理论研究者面对实践研究者的心态就是打捞心态，把目光探入实践，只是为了捕捉和打捞完成论文和著作的资源。

实践研究者的需要总是来自实践并回到实践，尽管其容易被新思想、新观念打动，但接下来盘旋在头脑中的一定是“怎么做”。李政涛坦言，“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他们会很容易退回去，退回到已有的固定程式和套路中去，他们需要在实践中找寻解决问题的方法。”

　　回想研究过程中遇到的困难，李政涛十分感慨，“理论逻辑类似于精密的仪器，但需要相对真空的环境，若此环境条件无法满足，则容易成为‘看上去很美’的理论模型。”教育实践者需要的不只是批评家，更需要的是在批评的同时给予他们建设性建议，帮助他们改进自己的思想和行为。

在实践中改造实践

　　为此，李政涛全身心地投身于“案头功”和“现场功”当中。

　　所谓“案头功”，它要求的是对已有研究文献的理解和吸收的能力以及用文字表达理论的写作能力。而“现场功”，其施展的场所就在学校。它是以一种尊重现实、直面现实的态度，暂时放下预设逻辑，直面教学过程和研讨过程。同时，还要帮助实践者策划具体的变革方案，同时捕捉现场中呈现的亮点和问题，在问题诊断的基础上提出具体的、可行的改进建议。

　　李政涛表示，研究和实践中所遭遇的困境带给他的是，作为研究者自身变革的吁求，他不再只把书斋中催生的理论问题视为研究的全部，实践中产生的问题开始进入他的研究视野，并且逐渐从边缘走向核心。

　　从2006年开始至今，李政涛撰写并发表的大部分论文都与“新基础教育”实践有关，如有关研究者如何直面实践和研究实践的系列论文，以及“教研组文化”的系列论文，彻底改变了相关研究中“实践”空白的尴尬状态。

　　在李政涛看来，“新基础教育”的教育学价值，就在于为了实践，在实践和改造实践中，回归质朴的、真实的教育现实，回归教育的常识——教育是直面生命、为了生命和促进生命发展的实践活动，同时又提升了常识，使对“生命·实践”的理解和认识，成为教育和教育学中新的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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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李玉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编辑｜吴潇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