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巴达VS雅典：中国基础教育打败西方了吗？

腾讯思享会上周发布了华东师范大学许纪霖、刘擎教授和人文公益讲坛创始人樊阳，围绕中国教育现状展开的对谈精选。

　　许纪霖认为最典型的中国式教育，是毛坦厂中学、衡水二中这类“高考工厂”，奉行集中营式的军事化管理，上厕所都要掐秒表的。他把这种基础教育，形容为斯巴达模式。在古希腊，斯巴达是高度军事化的集权国家；而雅典模式，是为求知而求知，尊重人的个性，注重公民的德性。一旦进入竞争，看一时之输赢，雅典就不是斯巴达的对手。不过他思考的是：谁笑到了最后？
　　并且，这样的基础教育，他发现只有50%是真正有用的知识，另外50%只是为了打败别人而已。“中国现在的小孩子，反复地习题操练，有一点像体操运动员。为了保证不失误，同一个动作，每天几十遍、几百遍地操练，最后操练得炉火纯青。”
　　由此，许纪霖归纳中式教育培养的是适应性人才。对已有的知识、社会既成的规则，烂熟于心，并且懂得如何在这些既成规则中获得自己的利益。北大的钱理群教授称这些学生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中式教育就是让这些利己主义者精致些、更精致些。
　　刘擎则指出，中国教育有“遵从主义”的倾向，即特别强调有一个现成的标准，这个标准是权威性的，学习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找到这个现成的标准，去遵从它、与它相一致。相对而言，西方教育特别鼓励有想象力和创造力，要求独立思考，有叛逆的、挑战的和批评的精神，提倡一种非遵从性的气质和态度。然而后者常常很难用一个标准程序来评判，需要在具体情境中做出的具体判断，这就要求一个更为复杂和困难的评价方式。但现在中国教育系统中，个人判断不太让人放心，人是信不过的，所以我们特别依赖标准化的程序。
　　然而哪怕从狭隘的“成功”目标来说，这种鼓励遵从主义的教育方式效益如何恐怕也需要反思。一开始好像很成功，“赢在起跑线上”，但最终的创造性却严重不足，在终点好像没有赢。刘擎认为“这种教育方式让我们赢在了起跑线上，但却输在了终点。”
　　樊阳的观点很能代表一线实践者的态度。他认为尽管整个教育机制很难一下改变，但个人还是可以有所为的。首先需要每个人能认识到这个问题，然后在某些领域争取个人的主动性，做出更好的选择。“即使在我们的公立学校里面，每一堂课，老师还是有一定主动性的。不同追求的老师、不同素养的老师，给学生带来的肯定 是不一样的。”
　　对谈还提及有趣的“第十名现象”——五十人的班级，后来比较有出息的人通常在班中排在十名上下。这些学生只用70%的精力考到了第十名，30%精力就去玩自己喜欢玩的，最终凭着优良的学习基本功+学霸们没有的独特兴趣和专长，成为创造性人才。许纪霖觉得比较起状元和学霸，他们才是最后的胜利者。“我们这个社会太追求成功，太相信学霸，结果成不了一个创新性国家。”
　　刘擎把“第十名现象”或“80分现象”，概括为精力与时间的分配问题。因为80分到100分的最后那20分，已经不是这个学科或这门知识的主干内容，而是那些细枝末节的部分或者解题的技巧，或者熟练的程度。同样一个人如果把用在最后20分的那些时间精力用在别的学习和活动中，视野就更加开阔，灵活变通的能力也更强。“所以素质教育的关键在于让同学的时间精力投入形成一个合理的分配结构，这对长远是合理的和有益的，但对高考的竞争力是不利的。”

阅读原文

记者｜普芮

来源｜澎湃

编辑｜吴潇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