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94年中国实现与国际互联网的全功能连接以来，已经过去二十余年。互联网从科研机构的实验室，到散落大街小巷的网吧，再到现在智能手机的普遍无线接入，发展和普及速度惊人，已成为当前中国影响最广泛的技术创新。2015年3月，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互联网+”行动计划。这一战略一经提出，立即激起千层浪，各行各业风起云涌，希望抓住互联网带来的发展机遇。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互联网+”所带来的不再是简单的物理连接，而是通过连接产生反馈和互动，最终出现大量化学反应式的融合和创新。
层出不穷的互联网新技术对社会各个领域的影响正在日益加深，包括城市和区域发展的格局和机制也随之重构，然而我们对这一变革进程的认识还远远不足。就像历史上过往的重大技术变革一样，这种转变给我们带来的也是机遇和挑战并存。互联网究竟给城市带来了什么，未来又会怎样，其实很难评价和预测。我们只能从一个侧面或者尽可能从不同的视角来审视这一历史性的趋势。
理解技术变革的本质
在过去十几年里，管理学领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与“创新”相关，即“破坏性创新”，由哈佛商学院教授克莱顿·克里斯坦森最早提出的。他把创新分为“维持性创新”和“破坏性创新”两种类型。其研究表明，在如今飞速变化的商业世界里，通过破坏性创新创建的新业务成功概率，比通过传统的维持性创新要高十倍以上，因此破坏性创新对于现在商业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跟这个概念相关的还有另外一个主题，即所谓“破坏性技术”，管理学对其并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界定。很多人认为，互联网技术是一种比较典型的破坏性创新。但实际上在管理学内部也有争论，这种技术能不能算作破坏性创新，也需要分开仔细探讨。比如，互联网技术对传统商业的影响，其中它对原先目录零售商来讲是一种维持性的创新，但是对于百货商店来讲则是破坏性的。移动互联网也是这样，其中一部分可能是延续性的，但是有一部分是破坏性。
事实上，互联网是一种复杂系统，其带来的影响效应也很难一概而论。互联网的空间维度及其变化效应错综复杂。一方面，空间层面的数字鸿沟似乎有所消除，互联网的使用正在普及到城市的各个角落，甚至广大的农村地区。2015年，中国农村地区的互联网普及率已超过30%，同时涌现出的“淘宝村”已达780个。但另一方面，一些互联网城市日益崛起，加剧互联网关键要素的空间集聚。2015年中国互联网企业百强的绝大部分分布在北上广深杭五个城市。如此，互联网影响下的城市体系正在发生变动，少数大城市成为网络核心城市的同时，一些小城市甚至农村地区也在充当网络经济中的重要节点。新的技术带来机会，但网络连接具有选择性。日新月异的技术有扩大数字鸿沟的可能性，加剧各个空间尺度上的破碎化。正如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布莱恩·阿瑟曾指出技术总是进行着这样的循环：为解决老问题去采用新技术，新技术又引起新问题，新问题的解决又要诉诸更新的技术。
把握互联网的未来趋势
布莱恩·阿瑟在《技术的本质》一书中深刻解读了技术是如何演化的，他认为技术在某种程度上是此前已有技术的新组合。之前的技术形式会成为现在原创技术的组成部分，当代的新技术将成为构建更新技术的组成部分。所有的技术集合自力更生成长起来，从无到有，从简单到复杂，形成所谓的“组合演化”机制。如此，新技术的演化路径有一定的规律可循，但同时也很难准确预测。一些技术可能会遵循稳定的、可预见的路径演化，但另一些革命性的跨越则以新的无法预见的方式在重新组合。克里斯坦森教授也曾指出，破坏性不可避免，新的技术和商业模式终将替代旧的技术和模式。以互联网为主的新的信息和通信技术替代了许多传统的通信方式，基于互联网构建起来的各种商业和管理模式层出不穷。但互联网造成的长期效应还不清晰，学者们对一些基础性的课题进行实证研究，也往往得到截然相反的结论。但无论如何，我们还是需要展望未来，破坏性技术和突进式创新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被预测。
1、席卷全球的“共享经济”浪潮
最近几年，“共享经济”似乎被很多人认为是一个新的历史性趋势。畅销书《我的就是你的：协作性消费的兴起》曾分析了推动共享经济发展的两个驱动力：一是信息技术的发展及网络的普及；二是人口的增长及城市人口比例的增大。共享经济现在一般被用来描述利用技术和社会传媒手段去促进分享及资源的再利用，在过去几年里受到社会的普遍关注。特别是2010年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以后，经济低迷的环境中，人们渴望节约成本以及开启财源，通过合作，能够让人们分享汽车、自行车、房屋或者进行集资和外包业务，许多大项目通过共同合作完成。如果我们拥有一个共享城市，人人都是微型企业家，想想一个城市的空间并没有被闲置，而是邻里之间共享；一个城市能够生产更多的东西，但是却没有更多的浪费。城市曾经是最原始的分享平台，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之间却越来越陌生。但如今，共享经济又回来了。通过分享城市资源，人们之间的距离进一步拉近，加强了社区的团结；保护环境、节约资源的同时，促进了旅游业的发展。此外，共享经济对灾难应急的作用也是不可估量的。
2、转型中的“市民实验室”城市
前几年，美国硅谷的未来研究院发布了两份预测报告，从社会、经济和技术视角，描绘了新的互联网技术及其对城市和区域空间体系的潜在影响。一份名为《未来的知识生态体系》的报告，梳理出今后十余年间基于技术发展的有关城市和区域的14个趋势。这些变化将发生在三个领域：经济与社会、科学与技术，以及研究与开发的模式和场所。其中，在科学与技术中，重要的趋势包括：普适计算的广泛应用将产生海量的研究数据流，为实验室中的科学合作实时提供新的工具；人机共同工作，理解数据的社会网络将促使从人工智能向混合意义建构（hybrid sensemaking）转变。第二份报告题为《市民实验室的星球：城市的未来、信息和包容》，关注城市化与数字化之间的交融和物联网技术驱动的大数据。五个方面的技术趋势为这一转变提供了基础：①宽带连接：从固定到移动；②智能个人设备：从声音到多媒体；③开放数据的基础设施：使传输更加有效；④公共界面：从终端到自然交互；⑤云计算：从个人电脑到网络电脑。这些技术促使城市数据快速增长，为新的产品、服务和系统创新提供了新的机会。如此，由城市居民激发出来的各种创新，将满足地方多样化的需求，使得每个城市都将转化成为独特的市民实验室。这一描述的愿景正与当前中国倡导“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做法颇为类似。
3、浮现中的“在线城市化”模式
互联网的发展改变了人、货物和信息流动的组织方式，带来空间上的重构，其本质是对地方可达性格局的巨大改变。尤其在当前中国快速城市化的背景下，这个改变也正在影响我们对传统城乡二元结构的认知。从地理视角来看，都市性和乡村性是区别城乡差异的一组相对立的概念，而地方可达性正是界定两者的关键指标。可达性越佳，都市性越明显；反之，乡村性则越突出。然而，当前新的信息技术改变了原有的可达性格局。一些农村地区的可达性提高，其实就增加了现代化和发展的机会，从而促进城市化的进程。由于是通过网络提升可达性，所以也可以描述为“在线城市化”。当然，最关键的是为什么有些地方抓住了机会，而另一些地方则没有。最近，《阿里商业评论》上的一篇文章也提及类似的概念，一种新的“在线城镇化”模式正在中国农村兴起。通过工业品下乡和农产品进城，以及农村对公共与商业服务的需求增长，借助互联网技术将乡村联入全球网络。这种在线城镇化模式或将为发展中国家以发展为导向的城镇化模式开辟另一种示范途径。
规划技术驱动的城市发展
信息社会的权威理论家曼纽尔·卡斯特尔早在上世纪80年代已提出，信息和通信技术的融合进步，促使地方发展的信息化模式日益成形。而今，技术创新的确成为了城市和区域发展的关键驱动力。尽管互联网技术的普及应用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区域差异和城市极化，但是技术驱动的发展愿景仍然让人充满期望。事实上，许多地方、城市和区域都在不断探索互联网的潜力，以寻求一种更为平等、民主和可持续的发展模式。
1、连接互联的网络空间
面对日益破碎的空间，我们需要更多联系，而不是支配和控制。互联网不仅给城市和区域提供了参与全球竞争的有效工具，同时也为城市和区域之间的相互合作创造新的机会。即使在发达国家，面对网络社会的地方发展战略也正在被广泛讨论。一项“新都市欧洲”研究计划指出，2050年欧洲城市密集地区将呈现四个相互关联的未来城市意象，“连接的城市”（connected city）是其中之一，重点聚焦于如何构建智能物流和提高机动性的可持续水平。在未来互联的世界中，城市不仅仅是基于自身的经济岛屿，而且是全球知识和创新网络中的节点或核心城市，需要更多地寻求在先进运输、智能物流和便捷通信基础设施体系中的发展机会。因此，“连接”已经成为城市与区域发展的关键。这种连接不仅是要建立地区内部的地方性网络，更重要的是把地方经济整合接入全球市场。
2、培育共赢的区域知识生态系统
未来的互联网将更多地融入我们社会的方方面面，层出不穷的新技术将提升地方发展模式和区域创新体系。在地方化的智能环境中，创新的基石（包括技术和产品、市场、基于云的商业模式，以及创造力和金融体系）将催生出创新生态系统的新模式和新形态。众多的合作者，包括研究园区、研发驱动的大公司、创业者、大学、投资者和职业人士等，共同构建出区域的知识生态。区域知识生态系统不同于传统的产业集群，它并不局限于某个单一的产业，企业也不是其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智慧城市：大数据、互联网时代的城市未来》一书作者安东尼·汤森认为，在新的创新环境中，当区域中足够多的人开始使用一项新技术时，市场必然会激发出大量的创业，从生态系统内部产生一大群企业，对该项技术进行深度开发。因此，如何借助新的技术形成良好的创新创业环境也是关键。
3、建设包容的改良式智慧城市
作为当前城市应对数字化和网络化的综合发展模式，智慧城市已成为诸多城市建设的目标。然而，也有一些学者关注到数字城市或智慧城市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尤其是与之紧密相关的日益增长的社会极化效应。国外有学者提出“改良式”的智慧城市建设思路值得借鉴。智慧城市的建设必须以人或人力资本为出发点，而不是盲目相信信息技术本身能够自动解决问题和推动地方发展。在各地智慧社区的建设中，任何一个成功的社区其关键的因素还是人，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我们在建设智慧城市等项目中，总是强调在全球知识经济中地方的经济增长和竞争力的提升，但这也是促进公共参与和影响地方决策的很好的机会。挑战与机遇并存，当信息技术的影响扩展到我们生活的每个角落之际，它也提供了一系列的新的手段帮助贫困的和被社会排斥的人群重新构建与政府、建成环境之间的关系，重新构建他们相互之间的关系。因此，除了技术之外，城市的未来也依赖于政府的作为。地方政府在注重新技术带来的增长效应之上，需要更多考虑政策制定的包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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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汪明峰（本校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副主任）
来源｜东方早报
编辑｜吴潇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