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职业”与“业余”的历史书写者似乎越来越被归并于两个对立阵营时，双方携手的可能性却紧随着20世纪70年代以来生活世界的诸种变化而迅速增大。而今天，聚焦于实用性、学术性的两个层面之间出现了日益交融的趋势，而且借助互联网的知识传播，不断扩散到其他国家和地区。

　　面向公众的史学书写，曾经是治史者有意或无意的目标。西塞罗的名言“历史是生活的导师”（Historia magistra vitae）体现了这一追求。中外历史上也不乏深受“贩夫走卒”追捧、拥有庞大读者市场的伟大史学家，如写下“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司马迁、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蒙森。不少历史学家并不在乎是否在官方机构（史馆）或大学历史系工作，而且通常是在下意识的情况下使用着后来被奉为学科圭臬的研究方法（如考证辨析）。

　　但在19世纪史学学科化后，伴随所谓“职业”与“业余”身份的界定和巩固，壁垒意识日益强化，由此形成了这么一幅画面：一方面，学院派历史学家们往往对公共领域中的知识渴望视而不见，对“门外汉”们的积极介入耿耿于怀，即便那些愿意为之者也常常受窘于专业表达与大众理解之间的隔膜;另一方面，自觉为公众写史的业余学者们要么期待着终有一日被纳入“克里奥神殿”，要么自恃惊人的销售量而对象牙塔中的知识分子不屑一顾，甚或有人梦想着重塑一门“新史学”——德国魏玛时代的历史传记作家埃米尔·路德维希（Emil Ludwig）即为一例，他在《史学与诗学》一文中把通俗性的历史传记视作德国历史主义学派的替代品。

　　不过，当“职业”与“业余”的历史书写者似乎越来越被归并于两个对立阵营时，双方携手的可能性却紧随着20世纪70年代以来生活世界的诸种变化而迅速增大：

　　首先，在专业化历史学不断面临就业压力后，针对历史传播领域学者的成功经验被大量模仿与复制，而今天在学院之外从事公共历史书写者实际上多多少少也拥有或分享着所谓“专业”经验。

　　其次，公共传播手段的日益多元化（从传统媒体到自媒体），使知识生产与表述逐渐被置于同一空间，以拥有所谓“编制”来划分专业与否的传统界限正在消失中。越来越多的“职业”历史学家走向公共领域，拥有了诸多“粉丝”;而不少体制外的学者同样获得了平等研究的资质，这是当下众多私立研究机构（如法国一些家族史研究公司）出现的主要动力。

　　再次，历史学的学科意识在经历后现代主义的拷问后，在所谓“什么是历史事实”、“谁有资格书写历史”、“如何判定历史著述的价值”等问题上，出现了一系列转向：历史书写者的主观意愿成为时下学术界的关注焦点；“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成为广为流播的谚语；在学术性和现实性之外，大众接受度渐渐进入评价指标中。由此，体制内的学者放下了身段，体制外的学者增长了信心。

　　最后，一场又一场的公共历史争议，唤起了以“历史”来谋生者的探究兴趣。为什么习以为常的历史共识一再成为人们的争论对象?　这是政治立场相对而导致的结果，还是由历史知识在学界内外的不同表述逻辑所带来的问题，抑或是历史书写的各种方式本来就存在的差异性所致？这些疑惑至少为不同类型的历史书写者提供了正视对方研究成果、反思自身局限性的契机。

　　于是，以上种种合作，在两个层面上推进了全球范围内公众史学的学科化进程：第一个层面聚焦于实用性，即提供以职业为导向的知识与能力训练，扩大历史系毕业生的就业范围。这一点在英美高校被视作“公众史学硕士项目”的指导思想，并或多或少成为国内部分高校历史系改名浪潮（如“历史与文化”、“历史与旅游”等）的隐匿动力之一。第二个层面关注的是学术性，即把历史知识的生产与传播作为整体来加以反思，增强学界内外知识流通及对话的可能性。这一点反映在德法高校某些“公众史学硕士项目”的课程架构中，特别是那些史学理论、历史教育学等反思性课程。目前，两个层面之间出现了日益交融的趋势，而且借助互联网的知识传播，不断扩散到其他国家和地区。

　　在一定程度上，中国公众史学的学科化道路也是上述全球化学术交往的产物。从最初对美国公众史学的引介，到近来关注欧洲公众史学的建设道路；从讨论“百家讲坛”的学术意义，到尝试各种形式的实践活动，如中学生写史大赛、公民口述历史记录、历史剧本写作等；从探求通俗历史写作的历史经验与现代意义，到与各种历史传播机构合作，如电视台、网络平台、图书馆、报刊杂志等，以便找到培养公众历史素养的适当途径与方法；从召开数次有关公众史学建设的学术会议，到不少高校成立公众史学研究中心，在本科或研究生培养方案中增加公众史学课程。这些举动背后，都蕴藏着模仿与创新的双重自觉。

　　从学科建设的角度来看，公众史学若要进一步被“固定”到历史学的培养体系中，一本贴合学术发展与实践期待的教科书，必然是题中应有之意。然而，对于公众史学这门仍处于不断实践摸索和学术反思的新兴学科而言，这又是一项极具挑战性的使命，因为即便如历史学科化最早、学科反思最自觉的德国历史学界，也只是到2009年才以集体写作方式，推出了第一本辞典式的公众史学教科书。

　　正因如此，当宁波大学的钱茂伟教授推出新著《中国公众史学通论》时，笔者不禁眼前一亮。这部46.5万字的著作是作者独立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成果。该书是在作者反复实践、并加以主动反思的基础上完成的。他从学科史与理论框架、分支学科建设、历史写作实践等三部分共15章，详尽细致地网罗了有关公众史学的现有认识、主要讨论、实践方向等信息。概括而言，该书体现出以下几点值得称道的品质：

　　第一，思路清晰。作者早年研究史学史，故而善于梳理学术脉络，准确把握国内外学界发展动态。他既对中国历史上的史学普及传统进行了概括，又展示了近年来围绕公众史学学科建设的诸多讨论。让人印象深刻之处在于，作者擅长概念辨析，无论是“公众史学”这一学科名称的来源，还是由“传记”到“个人史”的转变进程，作者都进行了令人信服的考证与推演。更值得一提的是，作者有意识地把自己的思想演进作为中国公众史学学科化历程的分析文本，通过“我的学科顶层设计之路”，来呈现一位学院派历史学家的学术兴趣转向。这一点无疑将成为未来公众史学史研究者的重要史料。

　　第二，操作性强。正如作者在后记中所言，他“做公众史学研究的基本路径是实践与理论同步进行，互为支撑，互为补益”。的确，在当代中国的公众史学研究者中，如作者一般，参与过通俗史写作、个人史培训、家族史实践、影像历史记录、公众史学网站建设等的人，实在不多。亦因如此，作者在书中所设计的7个分支学科——个人史、家族史、社区史、口述史、影像史、公众历史档案、公众文化遗产——都具体而微地提供了操作指南：例如在“公众社区史”一章当中，作者便为新村史设计了8个模块，极具实践意义。

　　第三，回应现实。公众史学本来就是现实发展的产物，其学科化之路必定也要对现实中出现的相关困惑予以回应：普及与娱乐的界限在哪里?　通俗化与专业化如何结合?　历史写手如何培育?　作者在书中对这些问题都做了辨析。例如在他看来，“当专业史学工作者批评娱乐性通俗史学为‘庸俗史学’时，何曾想到，它们本身即是俗的，何庸之有?”正因如此，史学的普及化与娱乐化是两条路径，彼此之间存在不同发展逻辑，前者更需要职业史学家的投入。

　　作为国内第一部公众史学通论性著作，该书在推进公众史学学科化中的作用当然是毋庸置疑的。但它同样也留下了一些问题，可供学界同仁继续思考：

　　第一个问题关涉学科本位：公众史学究竟是怎样一种学科？若它归属于历史学，那么目前历史学门类的三个一级学科　（中国史、世界史与考古）都无法单独包容它；更何况它还包含着文学、传播学、艺术等非历史学学科的元素。在欧美高校，公众史学要么是被作为历史学系所设立的专业学位项目，要么是由历史教育学与艺术专业合作设立的跨学科项目。由此，中国的公众史学若想拥有自己独特的学科属性，必须在这一点上有所明晰。

　　第二个问题关涉研究意识：公众史学如何呈现它的研究旨趣？尽管公众史学源于一部分的实用主义目的（如帮助历史学毕业生寻找工作），但它仍然是实用性与学术性的“集合体”。所有的实践活动，最终要反哺学术性的问题意识，例如：历史书写主体的差异性如何影响到文化记忆的形塑？历史表达的不同方式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大众接受度？怎样通过课堂内外历史教育途径的整合来加强公众历史意识的培育？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又进一步牵涉到公众史学与现有历史学下设研究方向（如社会文化史、史学史、史学理论）之间的界分。

　　第三个问题关涉持续发展：公众史学怎样跟上现实生活世界的变动步伐？公众史学本来就是应对现实需求的产物，而现实又是不断变动的，伴随各种历史传播新媒介的出现与推广，如拥有历史元素的广告、充满历史内涵的电脑游戏、各种形式的历史之旅等，公众史学必将面临持续发展的要求。正如张广智先生在该书序言中所言，“公众史学作为一门学问，也需要日益精进与不断更新，这需要时间，急不得”。这是对包括作者在内的所有公众史学践行者、摸索者、思考者与爱好者的共同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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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孟钟捷（本校历史学系教授）

来源｜文汇报

编辑｜吴潇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