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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创新包容,上海永远“在途中”

2021年11月26日

访谈嘉宾(按出生日期排序)


齐卫平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忻平 上海大学教授

罗怀臻 上海市剧本创作中心艺术总监、上海戏剧学院教授

邹振环 复旦大学教授

汪涌豪 上海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复旦大学教授

周武 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罗岗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叶舟 上海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

段炼 上海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


◆春秋战国时代,上海地处吴越之间,是吴文化和越文化交融之地。宋元明清,松江步步紧跟、一度崛起,与苏州双峰并峙。上海作为松江府属县,地处海滨,更别有一种趋时求新的风气,蕴含着善于学习、勇于追求美好生活的因子

◆海派文化孕育出的多元城市格局,为红色文化在上海的发展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生存空间。可以说,红色文化使海派文化有了“魂”,也让江南文化焕发出新的生机。在与传统文化的接续中,红色文化也有了更为深厚的历史底蕴,获得了丰厚的滋养

◆只有全面深入地了解江南文化,才能准确言说上海、言说海派文化。打个简单的比喻,江南是“上海之母”,上海是“江南之子”

◆与世界社会主义潮流密切相关的红色文化,既与海派文化共享了某些现代化成果,又在反思西方现代化意义上超越了海派文化,形成了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思路,真正走上了“中国式现代化”之路


在五方杂处、中西交汇中迅速崛起的上海,最善于在苦干中追求卓越


  解放周末:从“创新中心”到“活力之城”,从“首店一哥”到“电竞之都”,近些年来,上海这座城市不断求新求变,背后有着怎样的底气和志气?

  段炼:上海一直有求新求变的传统,这与这座城市的历史文化息息相关。

  春秋战国时代,上海地处吴越之间,是吴文化和越文化交融之地。宋元明清,松江步步紧跟、一度崛起,与苏州双峰并峙。上海作为松江府属县,地处海滨,更别有一种趋时求新的风气,蕴含着善于学习、勇于追求美好生活的因子。

  周武:活泼泼的创造,是上海与生俱来的个性。从一个普通的滨海县城到国际大都市,由“小苏州”变成“大上海”,进而成为连接东西方两个世界的枢纽之城,上海靠的就是勇于求新求变。

  汪涌豪:城市的发展与城市设计者、管理者是否具有与时俱进的眼光和魄力密切相关。这种眼光和魄力,通常仰赖一座城市丰厚的历史文化作为支撑。

  相信没有人会否认,近代以来,在五方杂处、中西交汇中迅速崛起的上海,最善于在苦干中追求卓越。它的历史文化传统因此显得大气安详,兼具通俗与高雅的清新格调。至于它的管理似责人甚严,实际处处为人设想,所以能最大限度带给人安心与舒适,绝对称得上既精细又有效率。

  这一切当然与这座城市能不断求新求变有关。求新是为了让自己摆脱一味追赶的窘境,自立权衡,自定标杆,并永不自满;求变是为了与时俱进,以便让自己永远葆有“在途中”的形象,走出属于自己的路。

  若问这种自我要求来自哪里?它自然来自从艰苦奋斗历史中获得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它们在根源处连接着悠久的中华传统和江南文化,又依托40多年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从而为城市开大门、走大路源源不断地输入动力和活力。

  解放周末:在求新求变的另外一面,越来越“潮”的上海,如何避免遗失“本真”?

  汪涌豪:“潮”是上海这座相对年轻的城市的特点,表现为永远不满足于现状、永远追求新的机遇和新的挑战。这使它用了很短的时间,就跃升为东亚第一大都市。它的繁华和时尚连通世界,甚至领先潮流,本身就构成这座城市“本真”的重要组成部分。

  忻平:“潮”与“本真”两种特质,在城市发展过程中可以达到有机统一。突出城市的人民色彩是上海的“本真”,这让城市拥有不断变“潮”的创新动力。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把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是关键所在。


强调“超胜”,就要突出“创新”。唯有文化上的创新,才有真正意义上的“超胜”


  解放周末:有一种说法:千年中国看长安,百年中国看上海。对于近代以来上海的发展变化,可以用怎样的关键词来概括?

  罗岗:就像曾经代表上海住宅样式的“石库门”建筑,既吸收英国联排式别墅的特点,又力图保留江南民居的风格,最终造就了最具上海城市特色的“弄堂”。描述近代以来上海的发展变化,我能想到的一个词是“中国式现代化”。

  邹振环:晚明时期,面对外来西学的挑战,徐光启提出了一个至今仍发人深省的文化命题:“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先须翻译。”这一“超胜”西方的雄心,这种“先须翻译”引进外来文化的开放胸怀,可以说是上海文化传统的一大源头。

  强调“超胜”,就要突出“创新”。唯有文化上的创新,才有真正意义上的“超胜”。近代以来,上海一直是我国翻译和创新的中心,不仅在硬件上引进外来新技术,在学理上也遵循融会贯通的原则,真正使“会通”和“创新”成为上海文化的核心要素。

  汪涌豪:近代上海,受工商业发展以及中外移民聚居的推动,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就将老县城周围的城墙基本拆除。这种拆除地界隔绝的举动,在当时或许只是出于对经济发展、人口暴增等变化形势的被动顺应,但过不多久,它隐含的更深微的意义便显现出来——

  随着城墙的拆除,城市的屏障包括城市人的观念屏障渐渐动摇并塌毁了。结果是,它锻炼出一批心态开放的市民,并依靠区位优势,吸引更多的人往来进出。一方面,不同的文化开始频繁地照面与磨合,并为证明自己的合理性而努力完善自己;另一方面,各种文化有了更自觉的输出、拿来和交流,城市的精神视野和格局由此变得阔大,城市人对多元文化的认同也因此变得更加自觉。

  这也给了上海一个机会,使它在赶超其他江南名城的同时,得以咀嚼新生成的文化,并有可能体会所谓城市的意义,进而从词源上明白它不仅起源于罗马人关于地方自治的创造,还表征着“城市”“市民”“文明”的三位一体。所以,要用一个关键词来介绍近代上海,我愿意选择“开放”

  忻平:除了“开放”,还可以用“创新”“包容”来介绍上海。

  就创新而言,近代以来,我国的经济、文化、思想创新在上海表现得淋漓尽致。比如,1862年上海启用现代化的城市排水系统;20年后,上海建成自来水供应系统。1882年,申城街头第一批弧光灯一起发光,标志着上海进入电灯时代。据说,这比全球率先使用弧光灯的法国巴黎只晚了几年。同时,上海在城市垃圾治理、疫病防治、水域治理、公园建设等各方面,都居于创新性领先地位。至19世纪末,上海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已经可与欧美各大城市建设比肩。

  就包容而言,上海之所以可以充满自信地对外开放、大胆创新,离不开这座城市不断砥砺的包容性。近代上海是以移民为主的城市,不仅拥有世界各国的侨民,而且有来自国内各省市的移民,移民一度占据全上海人口的80%以上。今天,新上海人仍然占了较大的比重,但大家能和谐共处、团结进取,这正是上海包容性的充分体现。

  解放周末:近代之“老上海”与现代之“新上海”之间,有着怎样的联系纽带?

  周武:“新上海”与“老上海”当然有许多不同,但变中有常,海纳百川、追求卓越、开明睿智、大气谦和的精神特质没有变,开放、包容、创新的城市品格没有变,国际化的发展路向没有变。


只有全面深入地了解江南文化,才能准确言说上海、言说海派文化


  解放周末:在江南文化、海派文化、红色文化之间,有没有一条贯通的主线?

  周武:现在大家在讨论“三大文化”的时候,似乎喜欢分开来讲,好像上海文化是“三大文化”的拼图,其实更应该特别关注和研究它们之间具有哪些共同的特质或共性。

  齐卫平:上海之所以成为红色文化发展的重要阵地,确实与江南文化的哺育、海派文化的滋养紧密相关。它使得先进知识分子对新兴思想、先进理念不存在接受上的障碍和创造上的压力。相反,大家在红色文化创造中,还形成了从江南文化、海派文化中汲取资源的思想自觉。

  叶舟:近代上海移民绝大多数来自江南。人是文化的创造者,也是最重要的文化载体。在这个意义上,近代上海城市文化显然是以江南文化为底色的,崇实、崇文、重商、重民、精致、开放、灵活这些江南文化的优秀传统在上海得到了充分体现。

  当然,海派文化不是江南文化的简单汇拢。中西文化的碰撞,让上海成为我国最具现代感的城市,走向世界的前沿。海派文化的孕育与发展依托上海高度商业化的社会,又以创新和灵活多样拓展市场。就其精髓而言,海派文化与江南文化一脉相承,又是一种新的发展形态

  海派文化孕育出的多元城市格局,为红色文化在上海的发展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生存空间。可以说,红色文化使海派文化有了“魂”,也让江南文化焕发出新的生机。在与传统文化的接续中,红色文化也有了更为深厚的历史底蕴,获得了丰厚的滋养。

  解放周末:从“百年上海”回溯“千年江南”,可以看到怎样的丰富图景?

  邹振环:历史上的江南是一个变动的历史空间。正如周振鹤先生所指出的,江南不但是一个地域概念——这一概念随着人们地理知识的扩大而变易,而且还具有经济含义——代表着一个先进的经济区,同时又是一个文化概念——透视出一个文化发达区的范围。

  如今,“江南”一词已具备比空间区域更为丰富的内涵,那就是发达的经济、优越的文化以及相对统一的民众心态,是气候水文、自然环境与历史文化等因素长期交互作用的结果。

  汪涌豪:历史上,随着土地约束力的不断减弱,江南地区的商业和文化娱乐业日渐繁荣。与之相伴随的是,人的活动空间大大增加,交往日趋频密。这使得以金陵为中心的南朝文化、以杭州为中心的南宋文化和以苏州为中心的明清文化等,得以通过多种渠道,以各种方式将或崇尚自由、讲究气韵,或注重心性、追求简美,或趋利避害、从善如流的特性迅速而持久地传播开来,并日积月累、改化生新,熏染着这片土地上的人,进而推动江南成为人文渊薮。

  云间是松江府的别称,辖今天上海吴淞江以南至海边整个地区。明前,云间有进士116人;至明代,剧增至466人;清代,有290人。同时,名门望族更不下百十家,故人称“一时文风之盛,不下邹鲁”。这样瞩目的成绩,显然与江南文化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但是,要全面了解江南文化,我们不能仅从经济发达这一角度来谈江南对上海的影响。江南文化的构成远比我们的想象要丰富博杂,其综合特质中有一点恐怕知道的人不多,那就是自先秦到两晋,再到唐宋元明清,从吴越到江楚,这块土地上的人常能凭一腔热血做许多扶危持颠、仗义行侠的大事。

  比如,王阳明不但思想精深,事功也非常卓著,早年性喜行侠。他的一众弟子受其影响,如王艮、王襞、王栋、颜钧、何心隐等人,尽为狂侠。

  像陈子龙,人们只知他是华亭名士、“云间诗派”的首席和明诗的殿军。殊不知,他的意气眼光绝非一般的文弱书生。当明将亡,他反思时人的空谈误国,积极提倡经世致用的实学,所编《皇明经世文编》皇皇504卷,内容涉及政军、赋税、财经、农田、水利、教育文化和典章制度等,启发了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等“清初三大家”。

  还有陈继儒,性情恬淡,素好读书,诗书画棋各门俱擅,所作《小窗幽记》多清新脱俗的雅言,与《菜根谭》《围炉夜话》并称“处世三大奇书”,似乎为典型的江南才子。但与此同时,他也喜欢结交四方豪杰,为人重然诺,扶贫赈弱,大有侠士之风。

  举这些例子,是想强调江南富庶的社会经济、活跃的文化娱乐,以及人们的生活习尚、处世方式与人生理想,对上海的影响是深远的、综合性的。类似上述性情中人的急公好义,不过是其中之一端而已。它与开物成务、诗酒风流一样,曾在这块土地上风行,并对上海人产生了影响。

  所以说,只有全面深入地了解江南文化,才能准确言说上海、言说海派文化。打个简单的比喻,江南是“上海之母”,上海是“江南之子”。

  罗怀臻:确实,江南文化的底色其实是阳刚的、强劲的、积极进取的、大气磅礴的,而不是阴柔、妥协、保守,更不是矫情。江南文化接通长江文化,从来就是一种革命性、创新性的进步文化。


“海派”从来不只是一个地域概念,它同时是一种价值观、审美观


  解放周末:近代上海的崛起,为江南文化打开了怎样的发展空间?

  周武:以上海为中心的江南与以苏杭为中心的江南在格局上是有很大不同的。以苏杭为中心的江南,是埠际贸易主导的一个“区域性世界”,上海只是作为苏州的转运港而存在;以上海为中心的江南,是深度卷入世界市场和全球体系之中的“世界性区域”。

  从“区域性世界”到“世界性区域”,这一具有深远意义的转折,为江南文化打开了通向世界的门户,使江南文化率先与世界各地的文化直面相逢,又在这种直面相逢中进一步赋予江南文化以现代性。

  叶舟:上海既是江南人的重要聚集地,也是江南走向近代的助推器。最重要的是推动了江南地区的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以无锡为例,当地较大的资本集团,如荣宗敬、荣德生兄弟的面粉、棉纺集团,薛南溟、薛寿萱父子的缫丝集团,杨宗瀚家族的棉纺集团,周舜卿的缫丝集团等,都先是在上海发迹,开阔了眼界,然后回到家乡创办新式工业。

  随着近代工业的发展,江南很多城市的面貌发生积极变化,开始出现大片的工业区、仓库区和商业区、居住区,涌现了很多“小上海”。更重要的是,在上海的影响下,过去江南小城那种目障身塞、孤陋寡闻的狭小空间,逐渐被一种开放的、广阔的精神空间所代替。

  在文化上,江南地区的传统文人在上海逐步实现了向现代知识分子的转型。《官场现形记》的作者李宝嘉,可谓第一代自由职业文人;张元济、陆费逵、沈知方成为近代出版业的中坚力量;众多鸳鸯蝴蝶派小说作家,发出了近代畅销作家的先声。

  还有大量江南人投入戏剧、电影和流行音乐的创作中,使之成为有广泛影响的中国近代城市文化品种。苏州的评弹、无锡的滩簧、绍兴的越剧等地方文化,更借着上海这个大舞台成为近代都市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在上海的江南知识精英人物,还积极学习新思潮、吸收新观念,并在变法和革命中发挥重要作用。比如,俞秀松、陈望道、施存统等参与中国共产党创建与马克思主义传播,陈云、瞿秋白等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

  解放周末: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时代进程中,如何进一步人文相亲、区域联动?

  罗怀臻:“海派”从来就不只是一个地域概念,而同时是一种价值观、审美观,是一种具有创新内涵的文化气质,如海派京剧的“麒派”、俞振飞的昆曲。提倡“海派”会影响人文相亲的顾虑,其实是把“海派”理解小了、窄了,背后恐怕是反映了城市越来越国际化、文化却越来越地域化的谨慎心理。

  周武:讲清楚海派文化的底色、神韵、精神来自何处,非但不会不利于区域联动发展,反而会促进区域联动发展。

  举个例子,商务印书馆是近代中国出版业的龙头,但它的职工群体、编辑群体和作者群体大部分来自苏浙两省。离开江南,很难想象商务印书馆会取得如此骄人的成绩。

  从上海话的形成及其构造,也可以更清楚地看到海派文化与长三角的深厚历史联系。

  有学者指出,上海话由四个部分组成:第一是苏州语系,包括宝山、南汇、昆山、嘉兴、湖州、无锡、常州等地方言;第二是宁波语系,包括绍兴、金华、衢州、台州等地方言;第三是粤语系;第四是其他方言,包括苏北方言等。其中,苏州语系占75%,宁波语系占10%,其他方言占15%。这进一步说明,实际上并不存在独立于长三角广袤腹地之外的“海派”。

  段炼:海派文化其实可以涵盖到宁波等城市,甚至天津等城市也有“海派”的身影。而且,“海派”这个词不是一成不变的,海纳百川、与时俱进可谓“海派”之魂。

  解放周末:海派文化与红色文化,又有着怎样的联系?

  罗岗:与世界社会主义潮流密切相关的红色文化,既与海派文化共享了某些现代化成果,又在反思西方现代化意义上超越了海派文化,形成了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思路,真正走上了“中国式现代化”之路。就此而言,切忌简单地说红色文化派生于海派文化。

  齐卫平:海派文化的最初形成,主要以“西学东渐”中18世纪西方资产阶级启蒙思想为主要内容。把上海的红色文化说成源自海派文化,甚至说红色文化派生于海派文化,是不合乎历史逻辑的,也不能体现红色文化的本质。


真正的“码头”,必须是创新的源头。“码头”固然繁华,“源头”才能活水长流


  解放周末:调查显示,不少国外人士对上海的印象,与伦敦、纽约、东京、巴黎等城市高度重合。在城市形象和品牌差异化传播上,上海还可以怎样发力?

  汪涌豪:一段时间里,我们在城市建设和管理方面,确实向欧美、日本和新加坡学了不少东西。新形势下,依托历史文化,凸显城市个性气质,打造特色鲜明的城市形象,是一项值得高度重视的任务。落实到上海,就是要更充分地体认中外交汇的特点,体恤既年轻又古老的建城历史,并尽可能保护礼俗信仰、民间传统。它们是上海城市历史文化最隐性的部分,也是最活跃的部分。它们的生命力一直延续到今天,对保持城市独特的历史记忆、人文气息有着重大的意义。

  周武:新时代,我们需要讲好中国故事、上海精彩。法国历史学家和汉学家白吉尔说:“不管上海怎么异化,她还是一座中国城市。”上海接受了西方人带来的形式,把它吸收、消化并转化为中国式的现代特色。

  上海是自然资源有限的城市。上海的发展只能走开放、包容和创新之路。上海城市空间的多样性、城市记忆的丰富性、城市文化的独特性,就体现了上海城市开放、包容和创新的历史。

  罗岗:上海是一座有着深厚历史底蕴、丰富文化特色的城市。要有发展定力,没有必要刻意去追求什么“网红效应”。做好自己,自然就能得到更多的关注。

  解放周末:互联网时代,城市管理者只要搭好“平台”就可以了吗?

  周武:搭建好“平台”当然重要,但“平台”是靠网络支撑的。没有网络的支撑,再好的“平台”也难乎为继、不可持续。近代上海之所以成为新知识、新思潮、新文化的“码头”,是与其率先构建覆盖东亚、连接全球的商贸网络、知识与信息传播网络密切相关的。

  罗怀臻:上海曾经是“码头”,也是“源头”。真正的“码头”,必须是创新的源头。“码头”固然繁华,“源头”才能活水长流。

  解放周末:做强“码头”与激活“源头”,怎样才能相得益彰?

  周武:近代以后,经由上海输入、输出的不仅仅是货物,还有来自世界各地的资本、人才、知识、信息,并以上海为生产基地和集散中心,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各地,上海因此成为“中华第一码头”和“亚洲头号商埠”。

  这一过程也是激活“源头”的过程。江南文化乃至整个中国文化借助上海这个“码头”强大的生产能力、组织能力和辐射能力,逐渐完成了艰难的现代转型。从这个意义上说,做强“码头”,必然重视激活“源头”。

  汪涌豪:再过20年,全球三分之二的人都将居住在城市,城市注定会成为竞争的焦点和发展的引擎。

  人类发展史表明,每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社会变革的要求往往最先来自文化领域。城市所秉承和拥有的历史文化,往往成为整个社会变革的源头和先导。这就是“码头”的作用。

  在新一轮功能转换、科技发展及区域经济整合过程中,上海一定要继续做强“码头”,使财通四海、利达三江。同时,应追踪自己的历史,努力疏浚航路,以保证“源头”的畅通。

  为此,有必要进一步做好盘点城市文化的“探家底”工作。这种工作既体现为文献、档案的发掘与梳理,也体现为对城市愿景、城市精神的总结和提升。只有这样,才能以最宽广的心胸、最谦和的态度面向世界、广交朋友,并最终使上海成为各种思想文化交汇的世界级“大码头”。总之,只要“源头”源源不断地释放自身丰厚的影响力,“码头”才能提升吸引力,并最终带动城市与时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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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丨夏斌 曹静

来源丨解放日报

编辑丨梁欢

编审丨郭文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