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上海市社会科学界第十四届（2016）学术年会、马克思主义研究学科专场暨马克思主义研究年度论坛在中共上海市委党校举行。本届学科专场暨年度论坛由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中共上海市委党校、上海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共同举办。来自中共中央党校、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同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上海大学、上海师范大学、上海社科院、南京政治学院上海校区等高校科研院所以及本市党校行政学院系统的300多人与会。围绕党的十八大以来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结合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新的历史时期呈现的新课题、新拓展和新研究，与会者展开了热烈讨论。
精彩发言
中国议题、中国理论和中国话语
韩庆祥
今天讲的主题是“中国议题、中国理论和中国话语”。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
第一个方面是为什么要研究中国议题、中国理论和中国话语？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各个领域的建设都取得了巨大成就，这为增强国人的自信奠定了客观基础。但是，一些中国人在主观认知上依然缺乏自信，主观认知与客观成就存在不小差距。这种自信的缺乏在学术上也有表现，即缺乏学术自信。例如，在议题上，我们的经济学、法学、政治学、社会学多研究西方议题，不大研究中国议题，不大研究中国发展的现实逻辑。在理论上，我们有些学者多用西方理论范式来剪裁中国现实。在话语上，有些学者讲的大都是西方话语，不大讲面向中国当代社会发展的现实逻辑的话。
不可否认，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成就，一定意义上与学习西方的先进理念、管理方式和科技相关。但与此同时，也要认识到，学习过程中也一定程度上带来了消极后果：一是“耕了西方地，荒了中国田”；二是冲破了我们的心理防线、精神防线、思想防线。
第二个方面是怎样研究中国议题、中国理论和中国话语？
习近平总书记的“5·17”讲话，是指导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纲领性文献。其中，有四个核心观点，我是这样领会的：一是当代中国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不要辜负了这个时代；二是我们的理论供给还不足； 三是要加强对时代的研究，对问题的研究，推进理论创新，建构“理论上的中国”、“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上的中国”； 四是要加快建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首先要把握十八大以来中国所处的历史方位，从这个历史方位当中揭示出发展的现实逻辑，再从现实逻辑来揭示出中国议题。关于这一历史方位，我提出四个判断：我们正步入“发展起来以后”的时期； 正处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正处在“四个治理”（政党治理、国家治理、社会治理、全球治理）并建构新的社会发展秩序时期；正处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时期。在这个历史方位当中，可以揭示出当代中国发展的现实逻辑。这个现实逻辑有一个核心概念，叫做整体转型升级，它正在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全方位展开。从这个现实逻辑中，又可以进一步揭示出中国议题，即民族复兴、“四个治理”、中国道路、中国文明。我们要通过研究中国议题来建构中国理论，即为世界文明的多样性和中国新文明建构理论，要用话语体系把这个理论表达出来。
（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教授）
点评人：黄力之（中共上海市委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韩庆祥教授从历史的角度揭示了中国话语的针对性。与中国话语相对应的概念是西方中心主义。1840年以后相当一段时间里西方对中国的胜利，使得西方文化整体性地对中国文化造成了一个冲击，在一部分中国人内心形成了“全盘西化”的思维定势。这一思维定势到了应该终结的时候。
学习西方，是中国现代化的非常重要的推动因素，其积极性是显而易见的。但从方法论说，不能非此即彼，而是利弊兼有的，弊就在刚才讲的过度西方化上。
今天提出构建中国话语，从历史时机上来说是对的，但是必须思考可行性问题，千万不要像过去某些时候的做法一样，一哄而上，简单包装，而应该有一个真实的内在关系的研究，从历史状况到现实依据，应该把握住所有环节，深入研究。
比如，历史上有没有中国话语？当然有。自汉代以来，中国在绵延两千余年的时间里，存在着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的主流话语，这是一套典型的中国话语。但是，这套话语体系没有真实地面对过世界，因为那个时候中国与世界的接触是非常有限的，整个世界也是分割的，中国话语没有也不可能形成世界中心地位。到19世纪中期，传统中国话语真实地面对了世界，但由于实力较量的失败而进入颓势。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这样就有了一个不同于传统形式的新的中国话语体系，而且是面对世界的。但是，那时的中国话语也有自己的局限，比如缺少经济发展的支持，当时的中国在经济上还是一个弱国，也并未完全融入全球化，话语的影响力有限。
今天强调构建中国话语，本质上就是要坚持文化自信。文化自信，从历史到现实，形成了两个支撑点：第一来自于绵延性，即公认的事实——中国文化、中国文明几千年没有中断过，中国从来没有成为一个完整意义上被外族统治的国家，所以文化能够绵延。第二来自于验证性，即通过中国的快速发展来验证中国文化的力量。上世纪70年代“亚洲四小龙”崛起的时候，其文化意义被解读为现代化与儒家文化是能够相兼容的。今天，中国的和平发展，不只是证明了儒家文化兼容于现代性，而是创造出了中国特色的现代性。中国为什么可以和平发展？当我们把各种要素都找出来跟别的国家进行比较，就会发现，独一无二的要素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等结合，所产生的巨大精神力量。讨论中国话语，不能离开这一点。
构建中国话语需要时间，中国的知识分子应该努力加快这一进程，这是我们的使命所在。
丢失劳动本位，民本就成为空壳和空谈
石 磊
首先，重点讨论两组范畴。
第一组是民本与官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当凸显“以民为本”，也就是执政为民的思想。任何时期一旦淡化了民本，就有可能强化官本，而一旦强化了官本，党和政府必然会越来越远地脱离群众，脱离民众，脱离中国的实际，脱离丰富多彩的民众生活。而一旦这个“脱离”成为普遍现象，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必然出现诸多乱象。为此必须明确，政治经济学必须为执政党提供重要的经济学理论基础，那就是确立民本的思想。
第二组范畴是劳动本位和资产本位。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最大多数的民众所共同拥有的基本生产要素是劳动，而不是资本。资本固然重要，但如果离开人力去谈资本，就会把资本和劳动对立起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劳动本位就应该毫无争议，也不应该有任何动摇。强调劳动本位，就是明确社会主义的政治基础是民本，共产党的执政宗旨只可能是为人民服务，而不可能是别的。同时，最广大民众的基本生产要素是劳动，因而劳动本位是民本内生的，丢失了劳动本位，民本就成为空壳和空谈。民本执政必须以劳动为本，而不能以资本为本。
其次，对于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执政党来说，民生是最大的政治，讨论民生体系的建构和改善，这正是民本和劳动本位的逻辑衍生品。就物质丰富程度而言，与东部沿海相比，中西部更短缺；与城市相比，农村更短缺，等等。为什么会出现这些状况？有种种原因，例如，改革发展中的要素流动和收入形成机制，外生条件的非均匀分布及代际传递，后发展人口大国对资本和劳动边际评价的差异等，都是重要的影响因素。如何遵循发展逻辑，迈向共同富裕，这是对执政者的一大考验。
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民本观念是从民众的意愿提出来的，它植根于最深厚的民众基础，同时也关联着国家改革发展当中出现的诸多难题。对此，中国共产党不能回避。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党的领导人对于民本问题就非常重视，从“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发展是硬道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以及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一以贯之的正是民本思想。
就此而言，“以民为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当包含创新、劳动至上、尊重规律、协调发展、共同富裕等重点。
（作者为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教授）
点评人：鲁品越（上海财经大学教授）石磊教授今天的报告包含以下几方面。首先，他指出，民本执政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上层建筑必须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民本执政的经济基础必须是以劳动为本，而不是以资本为本。这是实实在在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有两条标准，第一条是看是否站在劳动人民的立场上。有人站在有钱有势的资本立场上说话，因为他觉得，站在无钱无势的底层困难群体立场上说话没有好处。这肯定是不对的。但是，简单地站在劳动人民立场上，也不一定是马克思主义。空想社会主义者也站在劳动人民立场上，例如，19世纪德国工人党纲领就是如此，马克思为此专门写了《哥达纲领批判》。因此，判断是否坚持马克思主义，还有一条标准，就是看是否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邓小平说过，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这句话抓住了马克思主义的本质。除马克思主义之外，世界上批判资本主义的理论还有很多，他们都是以某种道义标准来批判资本主义。唯独马克思用“实事”——资本自身的逻辑来批判资本主义，指出资本追求自身扩张的客观逻辑将不可避免地产生经济危机、生态危机、人的发展危机，必然导致其自身无法持续扩张下去，因而将不可避免地被新的社会形态所取代，由此求得了“是”——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这使马克思主义与其他一切主义区别开来。
民本执政作为上层建筑，必须有相应的经济基础来支撑。石磊教授分析了劳资关系的现状及其产生原因，指出民本执政必须以劳动为本，而不能以资本为本。唯物史观主张，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必须通过客观的自然物质过程来实现，自然物质规律由此进入社会关系领域，在人们实践活动的主导下生成了新的规律——社会关系规律。民本执政不是一句空话，必须通过物质生产活动来实现。如果只强调市场配置资源，不强调政府管好市场，民本执政就是空话，因为资本通过市场配置资源的目的是资本利润最大化，而不是民众利益最大化。习近平在全国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指出，“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是我国国有企业的光荣传统，是国有企业的‘根’和‘魂’，是我国国有企业的独特优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色”在哪？是共产党的领导，这是民本政治的根本保证。
石磊教授提出了“民本政治经济学”概念。这是一个富有启发性的好概念，可以做大学问。研究这个大学问的前提，就是要明白中国共产党的使命是什么，我们搞改革开放的目的到底何在。不把目的搞清楚，就会盲目地被资本的市场逻辑所支配。
人类新型文明的中国探索
陈立新
马克思曾明确提出，资产阶级在历史上起了“非常革命”的作用。作为一个佐证，资产阶级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内，创造了比过去一切世代的总和还要多得多的生产力。这一举世公认的成就也呈现了现代文明的典型特征：有史以来最为繁华丰裕的物质生活。
立足于人类历史的宏大视野，可以发现，现代文明的确立及其开展，与资本上升为社会生活之主导原则的历史性变局有着关联，毋宁说资本原则乃是现代文明赖以形成和发展须臾不可失却的物质支柱。资本原则不可阻挡地渗透到现代社会日常生活建制之中，为现代生活营造着始终处在活动状态的动因，让现代社会充满了活力。
然而，正如很多思想家所洞察到的，现代社会生活的现象实情是进步与颓废并存，现代文明蕴涵着自身难以克服的悖论。马克思独具匠心地挑明，现代这个“文明时代”犯了一个相反的错误，“它使人的对象性本质作为某种仅仅是外在的、物质的东西同人分离”。
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皆有自己的“对象性本质”；“对象性本质”作为人之为人的基本配置，蕴涵着人的创造性冲动，是人之为人的本质力量之源。它本来并不神秘，也不是停留在美妙文字所编织的话语世界之中，而是通过人的“对象性的活动”所创设的“对象性形式”表现出来。“对象性形式”是经常变化的，与“对象性本质”并不总是保持一致或同步，适当的差距则是两者之间关联的常态。
然而，在资本降临世间之后的“文明时代”，这种差距却演变为“对象性形式”对于“对象性本质”的背离，以至于生活世界到处充斥着“对象性本质的异化”。究其原因，全在于以资本为原则导向的现代生活，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社会形式。现代社会建构了“人的独立性”，即“自由”和“平等”，但“人的独立性”是在“交换价值为基础”的交换活动中形成的，毫无例外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又倚靠这一基础而发展，并在服务这个基础中与之结成了巩固的“同谋”关系。也就是说，以资本原则为导向的现代文明，制造了人的片面发展，把人锻造为“物性”的人，包含着自身摆脱不了的局限性。也因此，社会生活变革势在必行。
真正说来，现代生活变革的核心，一定是社会生活之根本原则的变更，也就是资本原则让位于劳动原则。如果说现代文明培育“人的独立性”，实质上是“以物为本”，那么，以劳动原则为导向的社会生活，一定属于超越现代文明的新型文明，实则弘扬“以人为本”。毛泽东曾经提出，“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及其成就证明，中国有条件、有能力为探索人类新型文明作出贡献。由于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全部现代社会体系所围绕旋转的轴心，所以，以劳动原则为社会生活导向的新型文明，毫无例外需要面对资本与劳动在现实生活中相互作用这一现实。
着眼于参照现代文明的困境，新型文明要真正践行“以人为本”的要求，首先就要推动劳动转化为自主的活动，促进劳动活力的充分迸发，实现资本和劳动之间的良性互动，从而达到劳动对于资本的引领。这是因为，劳动作为人的“生命活动”，构成人的本质以及人的现实存在。就此而言，当下中国社会所倡行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正是贯彻以人为本的典范，是人类探索更美好社会制度的一种可贵的尝试。这对于人类开启新型的文明，是值得期待的。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主任、教授）
点评人：陈新汉（上海大学哲学系教授）
马克思把“人体解剖”理解为社会自我批判，并且说社会历史“很少并在特定条件下才能进行自我批判”。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正是马克思所说的“社会自我批判”。
经过近40年改革开放，我国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社会转型远远没有完成。从社会自我批判的角度来审视，社会转型带来高速发展所积累的深层问题也在不断显露：其一，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远没有完善。其二，反腐任务依然巨大。在当前的社会转型期中，既存在着与自然经济社会形态联系的“权力拜物教”，又存在着与商品经济社会形态联系的“货币拜物教”。二者相互作用，于是产生了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腐败。党的十八大以来，反腐斗争取得了很大成就，但“反腐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其三，社会存在贫富分化。
对于这三大社会现象，“全党必须增强忧患意识”，社会自我批判必须在已有的基础上深化，以解决社会深层的结构问题。从2014年到2015年，习近平多次阐述了党的十八大以来的战略思想，形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即“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这是作为全面完成十八大提出的任务而必须解决的主要矛盾提出来的，也是“什么叫社会主义”的社会自我批判深化的必然。
从社会自我批判的角度来审视，必须研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把扶贫开发作为当前亟待解决的任务，必须把国强与民富共进作为目标；“全面深化改革”，要把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作为核心，要制定权力清单，用负面清单来放开市场，用正面清单来管住政府，使市场经济真正成为规则经济；“全面依法治国”，要把处理好党与法治的关系作为法治建设的核心问题，要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防止权力僭越法律；“全面从严治党”，在当前尤其要依靠健全法规制度来铲除不良作风和腐败现象滋生的土壤。在“四个全面”实施过程中，还要把人民当家作主落到实处，做到习近平所说的，“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以增强党和国家活力、调动人民积极性为目标”，通过创新制度安排，“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
观点集萃
如何准确理解、梳理和提炼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主旨内容、结构和内在逻辑，如何采用正确的立场和方法论进行研究，如何有效地结合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创新，这些都是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所关注的前沿课题。与会代表围绕这些基本问题，从不同学科、不同视角、不同角度展开论述。
重视整体性、历史性、现实性研究
上海市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会长王国平在致辞中提纲挈领地提出，在新形势下，研究治国理政与马克思主义新境界必须要注意“三个加强”。一是必须加强治国理政思想的整体性研究，尤其要注意结构和逻辑问题。治国理政的内涵有着相当丰富的内容，必须要具备整体性的方法和视野，才能研究活、研究透。二是必须加强治国理政思想的历史性研究，尤其要注意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致性、连贯性、发展重点研究。今天研究治国理政，必须要把它放到历史发展的洪流中去，放到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实践中去，用马克思主义强调发展与联系的眼光去分析问题、钻研问题。三是必须加强治国理政思想的现实性研究，尤其是要坚持问题导向，在实践中不断提升和发展理论研究。
上海海事大学刘泽雨教授从治国理政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出发，系统阐述了治国理政思想的若干特点，包括既重视“顶层设计”，又注意“摸着石头过河”；既坚持实施“依法治国”方略，又重视思想道德建设；既注意运用新的理念推动发展，又用心解决社会公平正义，等等。
上海师范大学汪青松教授指出，治国理政思想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民族复兴中国梦的主题上，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实现什么样的民族复兴、怎样实现民族复兴等问题作了回答，架构起坚持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理论体系，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提升到了新境界。
同济大学李振教授认为，治国理政思想是以“中国梦”、“三大规律”、“四个全面”、“五大发展理念”、“五位一体”等理论和实践命题展现出来的，这些命题和判断无不围绕着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展开，这是一种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相互贯通的立场。
强调“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
上海社科院程伟礼研究员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治国理政思想的理论晶核，包括人民是社会主义价值主体、法治是价值实现的原则、开放是价值实现的途径、创新是价值实现的形态。“人民是社会主义价值的主体”思想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立足点，确立了人民的主体地位。法治是价值实现的原则，关键在于领导干部要把对法律的遵从、对法治的敬畏，转化成为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开放是价值实现的途径，要求我们熟悉资本文明趋势及限制的深刻辩证关系，把握开放与改革发展的平衡关系。创新是价值实现的形态，要求我们不仅要融汇古今、贯通中外，还要善于结合各民族的优秀文化，具有国际视野和全局意识。
中共黄浦区委党校钱胜教授提出，“以人民为中心”是治国理政的核心要义，是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的出发点与落脚点。它是我们党执政的基础，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的体现，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动力。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仅是重大理论问题，而且是重大实践问题，必须在改革中加以践行。
华东理工大学徐国民教授认为，价值立场和思维方式是研究治国理政思想非常重要的角度和出发点。十八大以来，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和政策举措越来越明晰。从思维方式上说，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越来越强调整体论和辩证法，既强调经济建设，又强调政治和文化建设；既强调目标导向，又强调问题导向；既强调整体思维，也强调底线思维。
深入推进“五大发展理念”研究
华东师范大学杜玉华教授从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角度出发，重新解读了“五大发展理念”的内涵与意义。在马克思看来，所有的发展都是社会结构中不同的要素相互之间发生矛盾运动，并在这个运动的过程当中，推进事物的发展。“五大发展理念”就是在中国社会发展的结构性矛盾中产生出来的，是对传统发展优势动力和资源红利逐渐丧失功能的一种反思。“五大发展理念”集中展现了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结构性意蕴和系统性特征，是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实际相结合形成的最新成果。
南京政治学院上海校区孙力教授则从科学社会主义的角度，阐释了“五大发展理念”在当代中国的新境界。“五大发展理念”既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为基础，也是以整个社会主义运动以及当代现代化进程为基础提炼的发展观念，是中国共产党对社会发展规律认识不断深化的必然产物，它既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科学方法论的时代升华，也是对人类文明成果特别是当代社会发展思想借鉴的成果。
东华大学贺善侃教授认为，“五大发展理念”的提出，标志着我们党发展理念一次新的升华。“五大发展理念”内涵丰富，相辅相成，是一个有机整体，从根本上回答了我国的发展动力问题、发展协调性问题、人和自然的关系问题、中国和世界的关系问题、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的关系问题，也是党中央正确认识和顺应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的新的战略思维。
文化自信、理论创新与价值观建设
上海政法学院张远新教授从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自信”的有关论述出发，提出要从四个方面理解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即：文化是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力量；文化是推动一个民族发展壮大的重要动力；文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文化是人类的精神家园。他指出，文化自信是道路自信的根脉所在，理论自信立足于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制度自信的思想根基。
上海交通大学黄伟力教授认为，衡量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境界之新，至少要有三个方面的标准，即：能不能为解决中国现代化建设中遇到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提供理论支撑和现实警示力；能不能提高对社会历史现象的解释力；创新成果在公众当中是不是拥有广泛的影响力和认同度。其中，理论创新是最重要的。我们在实践中形成的新的概念，需要纳入到我们现在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当中，并且进行学理的阐释。
上海市委党校张春美教授探讨了在网络时代核心价值观的建设所面对的挑战。中国互联网呈现出几大特点，即从个体的微小上升到群体的强大、资本逻辑的活跃、文化活跃形式的变革等，这些复杂特征对我们主流价值观的建设形成一定冲击。为此，可以从以下三方面着手：网络话语权的建设；塑造良好的文化符号；利用“粉丝经济”扩大主流价值观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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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章新若、叶柏荣
来源｜解放日报
编辑｜吴潇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