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月几时有》在艺术上并不是一部好电影，在许鞍华的大量作品中不算好的作品，甚至有些人会怀疑它的及格线，但是作为一部讲述小人物抗战的电影，它仍是一部诚意之作。许鞍华也是华语电影圈里最让人敬仰的一位女性导演。”影评人、华东师范大学对外汉语系教授毛尖说。
近日，毛尖和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罗岗、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汤惟杰以“文学·电影·历史———从许鞍华《明月几时有》谈起”为主题开讲。在中国电影发轫地虹口区的海派文化中心，三位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或电影评论方面颇有建树和名望的学者，与现场百位听众分享了他们关于《明月几时有》，关于许鞍华，关于电影视点，关于文学、电影和历史的缝隙等问题的看法。
文人的形象、文学的力量与历史的缝隙
影片《明月几时有》取材自真实的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1941年末，香港沦陷。日军疯狂抢掠，搜捕滞留在香港的包括梁漱溟、何香凝、茅盾、柳亚子、邹韬奋、夏衍、司徒慧敏等在内的中国文化界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强令他们合作。香港东江游击队接到上级指示，紧急营救躲避在香港的文化界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最后，在香港人民的掩护和救助下，800多名文化人士全部安全撤离香港。
电影自上映以来，各方观众对周迅的脸反应最大，主流声音无非说周迅“没能逃过时光”，年过四旬仍在片中扮演20几岁的少女，缺乏少女的灵气，再延伸则是观众对女演员年龄的包容度以及女演员对自身年华老去皱纹丛生的接受度问题。影评人闪灵爱评价：“《明月几时有》给周迅的特写特别让人心碎，法令纹和苹果肌看上去就像塑料浮雕，过去是一包水，现在是凝固冰，海上的风吹不化。在追求资本变现的时代，传统影星地位降格是不争的事实，这种危机感压倒性地战胜了其他欲念，何况市场对女性是如此不友好，坦然生长已非常人”。 毛尖表示，明星的脸惹来争议也属正常，但是对比观众对周迅的脸和片中文人形象的反应，可以看出观众对文人形象的呈现是忽视的，“文人多大年纪、像不像，观众不在乎”。 观众对文人形象的不在乎跟电影中俊秀青年去营救文人的情节对应起来似乎有点反讽意味，毛尖说自己在影院看电影时旁边的观众嘟囔了一句“救这些人，值得吗？”，意思是让方姑、李锦荣、刘黑仔这样漂亮的人去救一批难看的文人，值得吗？不是以外貌来衡量营救的价值，而是文人的形象塑造得太过违和。影片中茅盾的角色由郭涛饰演，毛尖觉得郭涛跟茅盾本人的形象相去甚远，气质、年龄、比例、做派都不对：“脸上肉嘟嘟的，好像茅盾睡了很多美容觉似的。”
同样地，对于茅盾的角色，汤惟杰也说：“郭涛虽然是好演员，但在这里面有点出戏。”不过，他还提到此前许鞍华导演的《黄金时代》，说许鞍华并不是不擅处理文人的形象：“许鞍华把萧红拍得非常深入，你不一定会接受《黄金时代》里萧红的形象，但是你一定会觉得那个形象和萧红贴得很近。”
罗岗教授也直言前半部分影片有关文人的处理太过潦草，“演茅盾的郭涛、演茅盾妻子的蒋雯丽、演邹韬奋的黄志忠，都是一批很有实力的演员，但他们演得都很表面化”。
电影中有一场茅盾、邹韬奋、柳亚子、夏衍等人在船上吃饭的戏，毛尖直言该场戏之狼狈：“那些人抢着吃饭，感觉挺不堪的。”在历史的处境和今天的处境之间，这似乎是略带反讽的对照。
风带着夕阳的宣言走了/像忽然熔化了似的/海的无数跳跃着的金眼睛摊平为暗绿的大面孔/远处有悲壮的笳声/夜的黑幕沉重地将落未落/不知到什么地方去过一次的风，忽然又回来了/这回是打着鼓似的/勃仑仑/勃仑仑/不/不单是风/有雷/风挟着雷声/海又动荡/波浪跳起来/轰/轰……
这段话出自茅盾的散文《黄昏》，面对大革命失败后风雨如磐的社会环境，诗人表达了自己沉重的感情，也宣告了风暴来临前对革命事业必胜的坚定信念和乐观主义精神。在影片《明月几时有》中，周迅饰演的方姑在茅盾面前声情并茂地朗读了此段落，电影后来又出现了一次该文章的朗读式旁白。毛尖觉得这夸大了文学的力量，好像完全靠文学的力量把方兰召唤到革命中去的。
编剧何冀平此前表示影片中《黄昏》的运用是为了用茅盾年轻时的作品来影射，罗岗则说这体现了《明月几时有》的一种分裂。他认为，《黄昏》是一篇非常文青化的作品，茅盾和茅盾的文学作品在某种意义上都是祖国大陆的象征。方兰是一位香港的青年女性，被文学唤醒投身到大革命事业中去。而许鞍华要拍一部献礼香港回归二十周年的电影，想突出香港的主体性，这是她讲故事的困境。
“明月几时有”出自苏轼的《水调歌头》一词。影片有关“明月几时有”也有一处重点着墨。李锦荣给宪兵站的日本军官烤肉，气氛友好，两人一边讨论中国古典诗词中“几”与“何”的用法。日本军官似乎也对中国诗词极有兴趣，然而在提到苏东坡的“明月几时有”时却突然发难，威胁李锦荣用这两个字“七步成诗”。“明月几时有，上高楼，何时才是团圆时候”，李锦荣作出了这样一句诗。毛尖说：“霍建华（饰演的李锦荣）做的那首不伦不类的诗，明明是高级文化却显得如此低级。”
影像化处理对想象历史、真实历史的创造
“电影是非常适合我们对历史进行想象的载体。”讲座的前一天汤惟杰才回到上海，说起此番去摩洛哥的经历，他特别提到了电影《卡萨布兰卡》，“实际上，当时好莱坞拍这个电影就是棚内搭的景。Rick'sCafé（里克咖啡馆）是从电影中复制而来的，但是恰恰《卡萨布兰卡》使得摩洛哥的里克咖啡馆出了名，也可以算是电影在创造历史吧。”
罗岗觉得影片中对文人的面貌呈现和真实历史中的文人有差距：“我觉得那些文人的形象问题倒是其次，更重要的是那些文人都被符号化了。我们有大量的材料，大量的回忆录，从茅盾到梁漱溟，过程写得很细致，有很多很精彩的细节。如果有这些细节的话，就不会在船上吃顿饭还那么难看。”
他说，许鞍华是很认真的导演，但是要拍历史片的话会涉及很多案头工作。而如果许导演要想讲一个大故事，肯定要把人塑造得立体化一点，但是许鞍华没有。
“要塑造的这些文人对许鞍华来讲并不是完全陌生的人物，因为许鞍华之前导演《黄金时代》，对左翼文化人应该是熟悉的。尽管年代不一样，应该说，从气息上面是有所重叠的。更何况，《黄金时代》的最后，萧红有一段时间是在香港度过的。”
梁家辉在《明月几时有》里面扮演方兰的学生彬仔，学生时候就跟着方兰一起抗日，几十年后的今天，他是一名出租车司机。影片不断穿插梁家辉饰演的彬仔的叙述，似乎在用纪录片的形式回顾东江抗日游击队那段历史。
罗岗说这种表现方式是伪纪录片，通过今天来看过去，“香港导演在呈现大历史题材的时候总有一个今天的点，徐克的《智取威虎山》也是这样。《明月几时有》里面梁家辉的叙述不出现也是可以的，他的角色变得暧昧不清，跟整个故事的关系是不清楚的”。汤惟杰老师也表示影片中插入这种伪纪录片式的访谈片段很容易让人出戏，“许鞍华想讲一个大历史的问题，但并没有达到本来应该达到的效果”。
电影中的人物命运与真实人物的命运也不同。影片的结尾没有直接表现刘黑仔和方兰的牺牲，用了一个漂亮的平移镜头表现英雄儿女的告别：方兰告诉刘黑仔自己的本名，若日后胜利再见，用本名可找到自己，方兰踮脚远眺；镜头平移过江面和山，看到了现在的香港，璀璨的维多利亚港。但在真实的历史事件中，方兰的原型孔秀兰并没有牺牲，后嫁与《广州日报》的第一任社长，成为广州妇委会的主任，终老。
和方兰的原型一样，李锦荣的原型也未牺牲。毛尖说：“真实的历史事件跟电影表现完全是不一样的。电影中的方母是为了帮女儿做事情才去送情报，后被捕。她的牺牲有一个逻辑，就是不能拖累队友。但在实际的历史中，方母是先进革命者，是她把自己的女儿召唤进革命中的。”
家长里短是许鞍华擅长的叙事方式
影片一共有四条线索：充满“革命乐观主义”、阳光健康的东江纵队成员刘黑仔；由懵懂莽撞的文艺女青年，变成坚定刚强的革命女战士的方兰；方兰青梅竹马的男友、表面上为日本人工作、实际上在暗处抵抗侵略者默默牺牲的地下党特工李锦荣；由一位斤斤计较的香港老太太，变成舍身取义的平凡英雄的方母（叶德娴饰演）。
“桃姐（许鞍华导演的影片《桃姐》中叶德娴饰演的角色）看日记”，这是罗岗教授的一位学生看完《明月几时有》后在微信里回复他的话。罗岗看到这句话以为该片会是讲小人物的片子，但是后来去电影院一样，发现电影的开场很是波澜壮阔，真实再现了发生于1942年“香港大营救”的故事片段。日本偷袭珍珠港当天，香港也告沦陷，著名文化界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被困香港。看到开头，他又以为这部片子会是宏大叙事的电影。
等到看完电影，知道是一部小人物抗战电影，罗岗说最大的感受是节奏太乱：“前面三条线都在讲自己的故事，而且节奏上很混乱。有的时候像打斗片，比如刘黑仔冲进去救茅盾的戏，一下子把几个日本人都打死了；有的时候李锦荣的卧底戏又像谍战剧；方兰和李锦荣、刘黑仔的对手戏又像偶像剧。每一条线索都有自己的节奏，但是最像许鞍华的线索还是方母的这条辅线。”
影片中，方母是茅盾夫妇的房东，有一场戏是方母拿几块点心去看茅盾夫妇，镜头给了一个近景：方母往碟子里装了两块点心，正要往碟子里再添一块，叶德娴的手来回几次，还是只拿两块点心。再有钱都买不到东西吃，这就是陷落后的香港：方兰表姐出嫁摆酒席，席间有人说，这年头找一个父母双全、家里安好的媒婆已经很难；方母对方兰说阳台上还有地瓜干，够吃两个月；方兰离家，方母骂骂咧咧，还是追上女儿送她一把伞，同时在女儿掌心塞了一枚金戒指；方兰在围村抗日，托手下队员给方母捎几条咸鱼……都是山河破碎后艰难的市井生活。
家长里短是许鞍华擅长的叙事方式。在方母的这条线上，她把平常生活处理得节制、缓慢，把乱世浮生艰难琐碎的日常和无名的牺牲娓娓道来，情绪没有大开大合高低起伏，但仍旧让人动容。有观众评价这部电影：“这是一首刀丛里的诗。”
方母后来传递情报被捕，方兰几经衡量决定放弃营救，心里煎熬，口头宽慰自己说方母是一位自私的母亲。的确，方母的角色似乎有些“自私”，反对女儿参加革命说的是“多你一个不多，少你一个也不少”，后来送情报也是为了帮女儿、不拖累队友，并没有上升到民族大义的层面。但这在逻辑上更可信，与李锦荣跟宪兵站的老大产生了父子般的感情相比，方母的“自私”更加合理。
对于四条线索的混乱，罗岗说：“整个《明月几时有》是一部很遗憾的片子，这种遗憾取决于许鞍华在今天面临的讲故事的困境。好几种力量结合在一起，最后只能以破碎的形式呈现。”汤惟杰也持相同观点：“这不是许鞍华个人的问题，好像是香港导演想处理香港历史时都会陷入这样一种困境。”
“这几条线有时候是现实主义的，有时候又是抗日传奇剧，有时候老老实实的抗日剧，非常混乱。尤其是李锦荣的上级跟李锦荣的关系。”虽然《明月几时有》有很多不好的地方，毛尖说许鞍华片中对感情控制得很好，方姑和刘黑仔及李锦荣的感情线控制得非常好。“就像《绣春刀2》里面杨幂的戏，把历史塑造得软弱、煽情、儿女情长，这是当代电影中非常不好的一面。许鞍华感情上的节制值得学习。”
文学、电影和历史之间有非常非常多的缝隙，这个缝隙可以构成我们讨论和思考的前提。几十年前，影片中小人物的努力抗战在乱世里汇成洪流，改变了这片土地的命运。几十年后，今天的人们不必再受离乱之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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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瞿依贤
来源｜劳动报
编辑｜吴潇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