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集萃　融通与创新话语体系、理论体系

　　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吴冠军认为，中国道路本身具有的力量首先就是它要有全球性的话语力量。今天不是一个自说自话的世界，如果没有办法说服他人，其话语本身的力量是非常有限的。中国的学者、政治家有责任向世界贡献自己的思考。我们的话语只有往更深、更批判性、更具规范性、更强有力方面努力，才能在国际舞台响亮发出“中国好声音”。

　　上海社科院研究员程伟礼认为，从“中国模式”走向“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非常成功的超越，它不仅具有全球视野，而且走向国际治理体系的融合，并且逐步在其中发挥中国的主导作用，展现出中国智慧。“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意义超越了“三个世界”理论与“中国模式”的范畴。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走向世界的新的时空理论框架，标志着我们对当前世界发展整体性的基本判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国际战略的创新。

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教授齐卫平认为，中国经验、中国方案的国际传播须关注全球治理的普遍性。讲好中国故事，首先要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特别是十八大以来的全面从严治党的故事。研究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向世界传播中国的治党经验和政党治理的中国方案、中国智慧。要讲好中国故事，学者必须深度介入。要提高国际传播能力尤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国际传播能力，就必须建立自己传播的话语体系。中国共产党的建设理论里面中国特色的话语是很多的，需要研究怎样与世界交流。要把这些话语从逻辑关系、学理关系上讲清楚。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主任刘晓虹认为，国际传播要重视学术交流，学术交流实际上是更加真正意义上的传播，因为它是以互动、融通为基础的理解和接受，而非单向度的宣传。学术传播首先要有学术创新，要充分关注马克思主义学者的贡献，重视他们的思想创获；不同文化和思想传统的“会通”是学术创新的重要基础，“中西马”会通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学术层面必须解决好的问题。

要研究传播什么、怎么传播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理论处处长李双伍认为，一定要思考到底传播什么以及哪些可以被对方接受，真正实现入脑入耳入心的目标。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八个明确”，我们可以将其细化，并与国际关注的点相结合，比如精准扶贫战略，国际社会就很感兴趣，传播这些更能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陈学明认为，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成果传播到国际上去，要注意中西方对人类文明的不同探索。西方强调竞争、斗争以及工业文明、消费主义，中国则强调和谐、个人和集体的结合。中国对于落后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道路的探索具有示范效应，尤其对破解落后国家建立社会主义之后如何走向强盛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陈立新认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具有世界意义，以全新的视野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中国共产党是学习型政党，采取的民主是选拔制，能够很好地把优秀人才选拔出来，同时推动了公民的政治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辟了一条现代化的新路径，并且打破了西方国家“国强必霸”的政治逻辑。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汪行福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解决世界问题作出了贡献，“五大”建设包含了对进步全面性的理解，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体现了新的进步意识。如果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能够内在、有机地把自己结合在进步话语之中，并在当今世界担负起缓和社会贫困、增进民主、保护环境和促进社会和谐的中流砥柱作用，并为人类提供可持续性发展的方案，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全球传播才会更有底气，也才会事半功倍。

创新国际传播的方法和途径

　　上海外国语大学党委书记姜锋认为，传播务必要树立对象导向意识，要精准传播。对不同的对象应该采取不同的传播内容、途径和方式，应分众传播，精准传播。现在传播面临两个任务：一是要讲清楚我们自己是谁，二是讲清楚我和你有什么不同。必须明晰传播对象的想法和做法，要讲清楚自己，要用好语言。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邹诗鹏认为，国际传播的实质是跨文化的沟通与交流，尤其需要相应的技艺（政治技艺）。其一，明确跨文化传播技艺的思想基础。不同文化传统在进行文化传播时，都应自觉地置于人类文明的总体框架内，不能视中国道路为人类文明的例外状态。其二，传播技艺宜取法妥善。讲好中国故事，特别是要向世界讲好讲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伟大成就，包括改革的复杂性与艰巨性。其三是上海如何在国际传播方面发挥引领作用。中国故事不仅是国家宏观层面上的，也应包含着足够的地方性及其多样性。把各种各样的城市与农村的经验讲好了，整个中国故事就活了，而上海的地方性尤其不可替代。

　　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龚晓莺认为，“一带一路”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传播的重要途径。“一带一路”不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权的实践平台，也是构建全新的话语体系的良好契机，它将深刻改变中国参与国际治理的方式。

　　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吴原元认为，我们应该考虑如何有效利用域外知识群体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的国际传播。要让域外知识群体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的传播中有效发挥作用，不能仅局限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本身，还应该让他们对中国历史和文化有更多的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