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时为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社会学系教授的米切尔·邓奈尔，来到书贩哈基姆的书摊前翻阅浏览，并成为其顾客。从这里出发，他进入了这个街区的世界，和无家可归者、贩卖废品者、摊贩、行人等深入交谈，两年后写出了一本书稿。美国精英出版社FSG公司决定出版它。
然而，邓奈尔教授给“书贩”哈基姆看了书稿后，决定接受其意见，重回现场，甚至在假期里成为摊贩和废品回收者，于摊贩之间的“空间战争”和商业改善区的规划中，经历更丰富、更有深度的人行道生活。又经过三年的时间，这本《人行道王国》终于定稿，获得社会学领域顶尖奖项——1999年的赖特·米尔斯图书奖，成为参与式观察的经典范本。
这不仅仅由于它是在简·雅各布斯的《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出版四十多年后重回格林尼治村的更新，如何在理想中构成“伟大”美国的“城市”；更在于它扩展了传统的社区研究，呈现了一个相互支持、为尊严而挣扎、饱含生存的创造力和复原力的世界。城市生活的富有，正是从这里开始。
人行道，除了承载马路中间的交通，也承载了城市的主要公共区域。人行道上有“街上的眼睛”，“一种几乎下意识的确信，相信出事的时候，这个街区会帮助你”。人类学家埃琳娜·帕迪利亚在《来自波多黎各》一书里指出，邀请什么样的人到家中喝咖啡与从摊主那里得到一个建议是不同的人际交往界限。在大城市，没有人能够做到随时开门迎客。但如果人与人之间有意义的接触都只能在私下进行，那么城市就会失去它的效用，变得迟钝。而人行道上时不时会发生微不足道的公共接触，这些微小行为构成了城市的微妙信任，在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中形成一条平衡线。
雅各布斯记录，在纽约，人们出门时把钥匙放在一些店铺里，让他们的朋友自己去取。街对面的熟食店里，老板乔·科尔纳基亚通常手头有十几把这样的钥匙，他有一个专门的抽屉来装这些钥匙。换到下一个人行道街区，可能是由一个书店、花店或杂货铺的老板来保管。这样一种“公共生活主持人”的角色并非由机构授予，也不依靠机构化的方式来培养，而是任由人们选择，无须附加任何条件。但这种角色的存在富有意义，它如同公共尊重和信任的一张网络，是在个人或街区需要时能做出贡献的一种资源。
邓奈尔笔下的书贩哈基姆就是这样一种角色，他给人保管事物，给年轻人提供建议，在居民家回收二手图书时保持了水准。但与雅各布斯的城市空间安全论不同的是，作者也诚实地指出了街头发生的不良行径和破窗行为。社会学家威廉姆·朱利叶斯·威尔逊描写过其和同事在街区发现的一些制度性基础设施的衰败、无所事事者带来的隐患，如果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实现经济社会秩序中的重大结构转型。面对工业经济的衰落和“新都市穷人”的兴起，邓奈尔认为，流动人口在正式经济中经历种种碰壁，而在摆摊这种非正式经济的形式中寻找一种重要的缓冲。书中没有将穷人分为“好的”穷人和“坏的”穷人，“合法的”和“非法的”的穷人，或使用任何其他一种两分法。
相反，他不断地论证，在同一群人当中，一个街头人士经常挣扎着去过有道德的生活，也可能破坏社会秩序，很多人在卖书、拾荒、乞讨、吸毒、酗酒和罪行这个循环里进进出出。经济条件确实会使一个人以特定的方式处事。人行道上的日常生活很容易描述，但形塑这些生活的社会性约束和机会则棘手得多。对此，一名学者可以做的，似乎就是尽力去捕捉那些个人生活与宏观力量交错的时刻，并在不能明确那些力量究竟如何渗透进个体生活时勇于承认自己的不确定性。
在一篇发于社会学研究的论文中，邓奈尔写道，“我对我工作的信任，来自这份工作能呈现人性的共同之处。大多数人有相似的生活基底，而很多预设自己与别人不同的人之间也有显著的‘道德’共性。社会学的任务是解开共同、与众不同的特性交缠之结，并从历史、社会条件和结构中解释这些与众不同的事物。《人行道王国》没有将摊贩描绘为圣人，而是照亮他们基本的人性，我希望书中的这些摊贩、拾荒者、乞讨者能够浮现出来，与读者分享更多他之前想不到的相似之处。”
《人行道王国》[美]米切尔·邓奈尔 著奥维·卡特 摄马景超 王一凡 刘冉 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都市民族志给予研究对象以人文关怀，是其最大的能力和力量之一：消融反人文的趋势，即理论家视他们为抽象的术语，剥离他们最基本的人性。人行道上的摊贩、拾荒者和乞讨者，往往被描述为经济不景气和阶层分化的受害者、心理上失败的可怜虫。而《人行道王国》对他们的复杂描绘，则揭示了今日都市人生活的复杂性：活力、秩序和矛盾，以及街头为陌生人提供共情的可能。
当然，作者也清晰知晓，“有时我以为自己已经深获信任，但那也许只不过是一种假象：信任的表面之下涌动着深深的疑虑。要跨越复杂的历史所导致的不信任，只有良好的意愿是不够的。尽管参与式观察者经常宣称自己与笔下的人物建立起了亲密关系，但最好还是对此保持谦卑，因为你永远也无法得知事实究竟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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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黄剑波（华东师范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
来源｜解放日报
编辑｜李梓昕
编审｜吴潇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