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胜利在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即将开启的重要历史时刻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学习宣传和研究阐释好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是当前全市社科理论界的首要政治任务。11月2日，市委宣传部召开本市理论界学习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座谈会。现选取其中五位代表的发言予以刊发。
正确理解“重要战略机遇期”
权衡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作出了一个重大判断，认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这个论断为科学分析大变局下我国发展环境的新变化和新趋势，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和现实意义。
我国仍将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
五中全会提出，我国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这是基于一系列重要因素和发展规律而作出的科学判断。
首先，从国际发展大趋势和大环境来看，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时代的主题，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谋求合作共赢仍然是发展的大势；经济全球化、市场化发展的基本规律和基本趋势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跨国公司主导的国际分工体系和比较优势分享仍然是基本的内在动力；新一轮全球科技革命和第五次创新浪潮方兴未艾，技术创新、追求进步和发展仍然是世界经济变革的重要推动力和方向；国际体系继续朝着多极化、均衡化发展的基本方向也未发生根本改变；尤为重要的是，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正在成为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推动国际治理体系不断完善的重要力量，成为全球稳定发展的压舱石和稳定器。
其次，从国内发展来看，改革开放40多年来，尤其是经历“十三五”时期的发展，我国经济社会实力与综合国力再上新台阶，各方面发展已经具备坚实的物质基础和条件；在新发展理念的引领下，我国正在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高水平开放正在不断释放新的制度和发展红利；创新驱动发展、技术进步等不断重塑人力资本红利，为经济发展提供新空间和更大韧性。正是基于以上诸多变量因素和内在趋势，我们可以十分确信地说，我国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
战略机遇期有了新变化和新内涵
随着国际环境新演变与国内实践新发展，我国战略机遇期有了新的发展变化。
首先，从国际来看，世界经济增长动力持续衰减，对我国长期以来形成的出口导向型为主的经济增长模式带来深刻影响；特别是世界经济在遭遇一系列连续性冲击事件后，产生了持续的“低利率—低投资—低增长—低物价”和“高债务—高风险”的负向循环格局，这使得国际开放发展、要素自由流动、贸易和金融在全球的资源配置受到严重冲击；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特别是由于全球化发展带来的不平衡、不协调问题，全球范围内反对全球化的声音正在愈演愈烈；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和变化，国际力量对比、国际体系也开始发生深刻变化，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国际投资贸易规则碎片化、重构化等，都对我国对外开放发展提出了新要求和新挑战。
其次，从国内来说，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重点领域关键环节的改革任务仍然艰巨，创新发展还不能适应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城乡之间、区域之间、收入分配领域差距问题突出；生态环保、社会治理、民生发展等领域仍然存在许多短板。这些新问题、新矛盾都对我国发展带来新任务和新挑战。
战略机遇期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和要求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相互作用、相互推动的背景下，我国战略机遇期一个十分突出、十分鲜明的时代特点，就是机遇与挑战并存，危中有机，危可转机。从国际上来看，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所面临的新风险、新问题，尽管给世界和我国发展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和挑战，但也为我们积极参与、改革和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加快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带来新的重大机遇；国际投资贸易规则的新变化、新态势，也为我们加速推动制度性开放，推动构建全方位、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新格局带来新动力和新机遇。从国内发展面临的新问题和新挑战来看，这也为加快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等提出了新要求和新任务，提供了发展的新动力和新方向。
总之，面对我国战略机遇期的新挑战和新问题，我们要善于抓住新机遇，顺势而为、主动作为、化危为机，积极为解决人类问题提供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同时，也要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积极创造新的更大的发展战略机遇期。
（作者为上海市社联党组书记、专职副主席、研究员）
准确把握新发展阶段的新机遇新挑战
郭庆松
基于当前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的严重冲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在深刻分析世情、国情和深入体现党心、民意的基础上，就“十四五”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提出建议，其之于时代的“厚重性”、之于世界的“关注度”、之于中国的“重要性”尤为凸显。未来五年，中国将站在历史新的重要关口，进入新发展阶段，机遇前所未有，挑战也前所未有。
从国际形势看，准确把握新发展阶段的新机遇新挑战，要求我们必须努力实现新作为。“十四五”时期，充满高度不确定性的国际环境，客观上给中国带来参与制定和维护新的国际秩序的机会，也进一步考验我们与世界不同国家开放融合、合作交流的定力和智慧，这给我们实现新作为提供了难得的契机。中国以这样的姿态参与国际环境的重构与国际规则的制定，这是自身发展和国际社会的共同需要。一方面，我国的体量还在增大、影响力还在增强；另一方面，国际社会对中国也寄予厚望。努力实现新作为，要求我们在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进程中，坚持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对外开放，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在努力实现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总目标方面，迈出更加坚实的步伐。
从国内形势看，准确把握新发展阶段的新机遇新挑战，要求我们必须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中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带来新特征、新要求，高质量发展遭遇很多瓶颈。在闯关与夺隘的争斗中，改革创新深水区、攻坚期的特点更加明显，但只要我们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机遇就在变化之中。发展理念是发展行动的先导，是管全局、管根本、管方向、管长远的指挥棒、红绿灯。“十四五”时期，适应国内发展形势的需要，特别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破解高质量发展的各类问题和瓶颈，深入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是我们的不二选择。“十四五”时期，创新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将更加凸显，它是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协调作为内生特点的战略地位将更加突出，它是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绿色作为普遍形态的基本要求将更加重要，它是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开放作为必由之路的重要功能将更加彰显，它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空间；共享作为根本目的和原则要求将更加深入人心，它是高质量发展的根本立场。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对于努力实现新作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是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
从国内外形势交互影响看，准确把握新发展阶段的新机遇新挑战，要求我们必须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十四五”时期，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需要我们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大科技创新、加大人才培养等多方面发力。只有深化改革，拿出更大的勇气、更多的举措，破除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才能为新发展格局奠定体制机制基础；只有扩大开放，提高把握国际市场动向和需求特点的能力，提高把握国际规则能力，提高国际市场开拓能力，提高防范国际市场风险能力，带动企业在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中实现更好发展，才能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只有加大科技创新力度，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把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尽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努力实现更多“从0到1”的突破，才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只有加大人才培养力度，优化同新发展格局相适应的教育结构、学科专业结构、人才培养结构，深化高校人才队伍建设改革，建设高素质教师队伍，培养更多一流人才，才能奠定新发展格局的人力资源基础。
总之，准确把握新发展阶段的新机遇新挑战，紧扣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新作为，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十四五”时期中国的发展将方向清晰、步履坚定。
（作者为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党委书记、教授，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副主任）
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意义
殷德生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对“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作出了重大部署。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根据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作出的战略决策，是事关全局的系统性深层次变革，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大国经济的第一个显著特征和优势是超大规模内需市场。我国拥有14亿人口，人均GDP已突破1万美元，拥有4亿中等收入人口，是全球最大且最有潜力的消费市场。超大规模内需市场不仅是内部可循环的基础，而且是催生新技术革命的独特力量，为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的发展提供了占领先机的机会和优势。我国人工智能、5G技术、大数据等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等蓬勃发展，背后离不开国内超大规模市场的支撑。新发展格局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旨在释放我国国内市场的巨大潜力。
大国经济的第二个显著特征和优势，是拥有全球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工业体系。畅通国内大循环后，超大规模市场的优势和完整的工业体系就成为提升产业链、价值链、创新链和供应链现代化水平的新优势。这次疫情昭示着我们，大国要着力布局和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产业链、供应链，通过锻长板、补短板，重塑新的产业链，力争重要产品和供应渠道都形成必要的产业备份系统。
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和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并不是相互矛盾的，而是相辅相成的。国内循环越顺畅，越能形成对全球资源要素的引力场，越有利于重塑我国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新发展格局既强调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又注重国内国际双循环，要坚持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与新发展格局的更好结合。要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对外开放，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
新发展格局不仅要畅通产业链循环、市场供求循环，而且要畅通更为复杂的经济社会循环和国内国际双循环，具有事关全局的系统性。
畅通产业链供应链循环，就是要提升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畅通供求市场循环，旨在推动产业和消费双升级。一方面，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加快释放新型消费潜力；另一方面，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推动经济体系优化升级，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畅通经济社会循环，是更高层次、更加全面的动态循环，不仅要使劳动力、资本、土地、技术、数据等各类要素畅通流动，而且要解决就业、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领域中的短板。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就要更好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
“十四五”期间，要坚持新发展格局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更好结合，增强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坚持创新在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战略支撑。要坚持新发展格局与完善城市化战略的更好结合，优化区域协调发展布局，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和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同优化国土空间布局、推进区域协调发展和新型城镇化紧密结合，更好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
要坚持新发展格局与现代产业体系的更好结合，加快从以货物贸易为主向货物和服务贸易、数字贸易协调发展转变，从依靠模仿跟随向依靠创新创造转变，从大进大出向优进优出转变。要坚持新发展格局与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更好结合，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加快推进有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有利于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的改革，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
要坚持新发展格局与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更好结合，促进国际合作，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要坚持新发展格局与改善人民生活品质的更好结合，通过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合理扩大高品质消费品和服务进口，满足人民群众个性化、多元化、差异化需求，提高民生领域服务质量，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部副主任、经济学院院长，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
开启社会建设、发展和治理新阶段
李骏
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开启了我国社会建设、社会发展与社会治理的新阶段。
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次全会提出了到二〇三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其中包括“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得到充分保障”，“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均等化，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显著缩小”等。全会提出，“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指导思想和必须遵循的原则之一，是坚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六大主要目标之一，是“民生福祉达到新水平”；全会提出的十二项重要举措之一，是“改善人民生活品质，提高社会建设水平”。这些都标志着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建设将在新发展阶段达到新的历史高度。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以及高质量发展的主题，不单指导经济发展，也同样指引社会发展。
以新发展理念中的“创新”为例，本次全会提出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科技创新”“创新驱动”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不言自明，社会治理等方面的创新对社会发展也同等重要。再以新发展理念中的“共享”为例，“共享经济”已深入生活，而“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尚在持续探索完善中。新发展理念中的“协调”，本身就包括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含义。
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这既体现在收入、消费等经济指标，也体现在教育、卫生等社会指标；既体现在衣食住行等物质层面，也体现在文化艺术审美等精神层面；既体现在个人或家庭生活等私领域，也体现在社区或城市治理等公领域。这次全会指出“民生保障存在短板，社会治理还有弱项”，就是对社会领域不平衡不充分发展问题的表述。
高质量发展的主题，并不仅限于经济高质量发展，也指向社会高质量发展，比如高品质生活和高水平治理。这次全会提出“十四五”时期六大主要目标，其中“社会文明程度得到新提高”“民生福祉达到新水平”“国家治理效能得到新提升”这三个“新”，就是围绕社会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指出的具体方向。“十四五”时期，社会文明应更加关注公共生活的凝聚力，民生福祉应更加重视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治理效能应更加考虑公共投入的有效性。
这次全会对“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表述作出新的调整，将第一个“全面”表述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国家现代化包括国家治理的现代化，而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又包括社会治理的现代化。为此，党中央提出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这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立足国情和实践提炼出的理论观点，它兼容了西方现代社会多元治理的主体性和过程性（共建和共治），同时又坚持了社会主义（共享）和中国特色（党的领导），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社会治理领域的重要理论成果。
“共建共治共享”也为新发展阶段改进社会治理弱项、提升社会治理效能提供了方法论。“十四五”时期值得考虑的思路是：“共建”的治理主体以往主要强调社会组织，但数量更为庞大的企业等也可以成为治理的重要力量，市场也可以在社会治理领域发挥资源配置的更大作用；“共治”的治理过程以往比较强调选举民主，未来可以更多地围绕自下而上的议题开展有序参与的协商民主；“共享”的治理评价可以用居民感受指标来补充或校验行政考核指标，以切实反映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推进制度建设新议程
桑玉成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有必要结合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以及党的十九大、十九届四中全会等重要会议精神，关注其连贯性、整体性问题。从总体上看，十九届五中全会把过去几年的战略部署进一步明确化、系统化。在这一系列部署中，我们注意到，党中央正在抓住一个关键性的任务，即：推进制度建设新议程。
具体而言，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理解。
第一，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中，第一个百年目标即在中国共产党诞生一百年之际，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第二个百年目标即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之际，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可以认为，在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中，制度建设是重中之重、关键之关键。
第二，邓小平同志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指出，恐怕再有30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大历史任务，就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可以说，实现各项法律、制度、政策等的成熟定型是全面深化改革的一个重要取向，也是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根本出发点。
第三，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我们应对风险挑战、赢得主动的有力保证。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和现实来看，社会主义从其诞生之日起，就始终处于一种在围堵中生存、在批评中奋进、在质疑中前行、在曲折中成长的过程中。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受到了前所未有的严重挫折。在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中，中国共产党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引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航船沿着正确方向继续前进。正如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可以认为，从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到五中全会，我们党积极推动制度建设新议程，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具体的抓手，积极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致力于解决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和完善问题。这样一个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能够真正地实现人民的政权、为人民的政府这样一个价值目标，能够塑造一个清正廉洁的政治生态，能够有效地解决社会治理的基本问题，能够满足人民在物质文化生活方面，以及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
积极推进制度建设新议程，目前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有如下三个：第一，切实推进国家治理的法治化进程，积极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提高党依法治国、依法执政的能力。第二，努力提高国家治理体系的制度化程度和制度化水平。制度化程度和水平，是国家政治发展水平的核心标志，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首要任务。第三，夯实国家治理体系的认同性基础。从根本上来说，能够决定社会主义政治前途的，还是生活在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对政权的认同度，也就是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的问题。可以说，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在法治化、制度化、认同性三个方面持续努力，将成为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建设新议程的重要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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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丨解放日报
编辑丨郑海容
编审丨戴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