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颉刚

　  史家顾颉刚、傅斯年都是胡适1917年入北大教书后结识的弟子，所谓五四新文化运动学生辈的健将。顾在治学上极崇敬美国留学回来的胡适博士，认为其治中国哲学史极有系统与条理，与傅斯年也有同窗之谊，同为《新潮》杂志的核心人物，但在如何对待家庭责任等生活伦理上却对胡适、傅斯年颇有腹诽。1919年1月14日，时年二十七岁休学在苏州家中的北大学生顾颉刚，在日记中写道：“看他做的行述（指胡适述其寡母行状的文章，引者注），不能说他善处家庭。他母久患喘疾，侍奉需人。他到北京来做教授，自然一则为传布学问，二则为维持家计，不能说他只应居家侍奉的。但是他为什么不接他母亲到京寓呢。说是病体难行吧，则他娶了妻，为什么要接到北京，不留在家陪伴阿姑呢。前天孟真（指傅斯年，引者注）来信，说吾在家里生活很苦，极望速到北京。又说他生平也是极苦，只是能弃亲故之欢，绝室家之虑，日夜读书作文；如此应付世事，觉得无丝毫苦恼可言。孟真家有祖父母，有寡母，有病妇，我劝他暑假回去，他只是不去。我校暑假，足有三月，胡先生家有病母，不但不回去，反托人接妻子出来。他们二人学问为我所最钦服的；他们将来的事业，实是未可限量；但是他们这样对待家庭，总不是我所愿闻。他们对于学问事业兴味过高了，自然家庭一方面渐渐的淡下去。”

　　儒家强调君子应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圣人亦言“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在传统伦理的格局中，孝道极为重要，而“修身齐家”等个人性的事务与“治国平天下”等公共性事务并不龃龉，处理家务的能力是可以外推到对国与天下的治平能力。但晚清以降，尤其民初后，旧式文人开始向现代专业知识分子转型，家庭与事业（包括学业）似乎开始分离了，两者不再呈现出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而似乎成为一种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二选一的关系。胡适也好，傅斯年也罢，事业都在大城市，而家庭都在小村落，两者似乎难以两全，甚至，家庭在傅斯年那里成了拖累。清末志士谭嗣同说要“冲决网罗”，五四强调恋爱神圣，其实都是在转型的过程中逐渐疏离家庭和家族的价值，家庭不再是温情所系，而是桎梏人心的牢笼。

　　胡适、傅斯年等都是民国留洋的翩翩青年，在处理家庭与事业的冲突时，虽亦显内在之紧张，但因有西方社会之生活体验，总可以找到自我解消困境的资源，顾颉刚未放洋游学，因此在家庭问题上似乎更显得颠踬迷离，甚至张皇失措。顾在上引文辞中对胡适、傅斯年等新文化运动中师友的严词臧否，似为掩饰内心的怯弱。正是这个强调家庭伦理之重要性的顾颉刚，在《新潮》杂志连续刊发两篇批评旧式家庭的文章，他愤然指斥：“中国人只有祖宗的子孙，没有社会的分子，所以家庭的组织越顽健，社会的组织便越薄弱，以致使家庭的分子更不能有正当的发展，只逼得人通向‘苟且’的一条路上去。”性格软弱而心志强韧的顾颉刚，担忧如此大逆不道的文字被父亲读到引起纠纷，故使用笔名顾诚吾。用一套自己并不认可的价值规范，去谴责身体力行脱离旧式家族伦理束缚的同道，并以此自我标榜，这真真是一个矛盾体大放异彩的时代！

　　尽管对旧家庭的伦理与生活有如此激烈而负面的价值评判，他却仍旧愿意“作茧自缚”，而不是“金蝉脱壳”：“予笃好学问，顾终不能忘家庭。妇殁之后（指其妻子吴徵兰1918年病逝，年三十），苟绝裾而去，岂有责我者；而我以祖母暮年，两儿甚幼，不能不负此居家之责任，遂休学未行；此半年中亲琐碎之务，亦颇无味。事业不举，学问不进，予视二君（指胡适和傅斯年），大有愧矣。顾我终不愿以事业学问，而牺牲我他方面之责任。虽未能两全，或将两失，而在我直觉中终应如此行去。”就理智而言，顾颉刚意识到必须改变这种生存状态，不然学业、事业都会伊于胡底，而就德性言，自有一份义不容辞的伦理在推促他担负起持家之重责。一边是意兴盎然的读书写字，学问精进等，一边是意兴阑珊甚至极其无聊的家庭琐屑，五四之子顾颉刚确实是强作解人而难掩其内心之撕裂、挣扎。

　　名士陈布雷在回忆录中亦有类似表述，作为次子必须呆在宁波慈溪乡下撑持因父丧而塌陷的大家族，家族繁琐之俗务撄其心，而受过新式教育的他，心思全不在儒家教训之所谓“齐家”，这种生命情趣与道德义务之间的撕扯，让陈布雷疲累不堪，新式教育亦无助于他的管理家族事务，在致友人信中，陈布雷叹息道：“今而后乃知书生之无用，余向日在校之所习，到乡村理家族事，一无所用之，而乡人所视为克家之条件，在余乃无一而备。”这或许是传统心灵秩序和价值系统崩解后，受过新旧两种教育的知识人共通性的心灵世界？趋新而无法全然摆脱旧世界，怀旧而不能凛然抗拒新时代，亦当时人所谓“旧屋已拆，新居未造”，徊徨于无地自容的十字街头。

　　余英时先生说顾颉刚的一生是“未尽的才情”，反观五四这一年顾与胡适、傅斯年之间细微的分野，顾显然既不能做到胡适那样温文尔雅云淡风轻，以至天下人皆言“我的朋友胡适之”式的包容士林，也无法做到傅斯年那样的虽千万人吾往矣的乾纲独断一意孤行，因此只能左支右绌，瞻前顾后，虽才情横溢，亦心思细密，且有与傅斯年在史学研究与学术组织等方面一决高下之雄心，却终究无法穷尽其才，才尽其用。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师）

     《东方早报》    日期：2011年3月18日   作者：唐小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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