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正当壮年的杜亚泉从《东方杂志》主编职位黯然转身离去。此前，新文化运动的学生领袖之一罗家伦，在其编辑的北大《新潮》杂志如此冷嘲热讽《东方杂志》：“毫无主张，毫无选择，只要是稿子就登。一期之中，上至天文，下至地理，古今中外，诸子百家，无一不有……忽而工业，忽而政论，忽而农商，忽而灵学，真是五花八门，无奇不有。你说他旧吗？他又像新。你说他新吗？他实在不配。”而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之一，《新青年》主编陈独秀更是直接将杜亚泉主编的《东方杂志》，与“封建复辟”粘连在一起进行连篇累牍的激烈论述。在时人对洪宪帝制、张勋复辟仍心有余悸的民初，这无疑是置论敌于死地的狠招。耿介之士，温柔敦厚如杜亚泉者，哪有陈独秀、罗家伦等新派人物那种挟洋自重、以真理卫士自居的咄咄逼人和辩才无碍？在新旧对立几成水火的民初言路，任何一种小心翼翼试图维护传统价值的论述，都可能被轻易地贴上保守、落后、陈腐和反动的标签，而被迅速地污名化。
就在这样一种新旧两派（其实更应该命名为温和与激进两派）人物的对垒争逐中，读者群体的阅读习惯、社会心态悄然转换。此前在都市知识人群体颇有认同度的《东方杂志》，突然变成了旧世界的象征，而被一味趋新的轻薄少年弃若敝屣。张国焘、恽代英在1919年前后不谋而合地发生了阅读的转向，从老成持重的《东方杂志》向标新立异的《新青年》一路狂奔。从此，以思想甚至意识形态改造（乃至制造）社会的乌托邦冲动，弥漫开来，掀天翻地，新旧、中西之间势如宿敌，不相容忍。譬如杜亚泉这样习惯居中思索，而意图在中西文明之间探掘出一种调适理路的知识人，也就越来越显得不合时宜，成为大时代的边缘人。
在一个主义张扬的时代，意识形态往往成为最强有力的精神图腾，而像杜亚泉这样怀抱理性与温情，主张包容与多元的知识人，难免成为排他性和独占性的政治意识形态运动的“敌人”。可问题是，裁断历史、臧否人物有时候并不能仅仅依据一时的得势或失势，而更应该瞩目于价值论述在长时段内的有效与否。转眼之间，悠悠百年，回头重读杜亚泉发表在《东方杂志》上的评论，就会发现，真理往往隐含在不温不火的论述之中，而这种心平气和的论述，在一个心智迷狂的大时代，太缺乏智性上的卡里斯玛魅力了，因而容易被当时的读者所轻忽甚至鄙视。
在民初的语境，杜亚泉忧心忡忡的是迷乱之人心，是“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黄金世界。他担心西方的科学主义、物质主义弥漫到中国，若同时将传统的精神价值虚无化，势必导致中国人精神生活摧枯拉朽式的庸俗化、物欲化，最后呈现的是一个高度空心化的“黄金世界”：“今日之社会，几纯然为物质的势力，精神界中，殆无势力之可言，故认为精神界之变动，毋宁认为物质界之变动。语云：‘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物质界之变动，本具有左右精神界之势力。自西洋之物质文明输入以后，吾社会全体，对于物质界之欲望顿增，故衣食居住之模仿欧风，日用品物之流行洋货，其势若决江河，沛然莫御。生活程度之高，乃倍蓰于囊日。世风既因之日侈，富力即因之日竭。一方面以纵恣其欲之故，致生计之艰难愈甚；一方面以不满所欲之故，觉生涯之缺陷尚多。处艰难之境，怀缺陷之心，其精神自然抑郁愤懑，对于现社会之占有势力者，思一切破坏之以为快。”这种砸烂旧世界的极端心志，与革命的乌托邦思想一结合，就形成了近代中国激进主义思潮的一个源头。
在物欲完全丧失规约，而工具理性、政治暴力主宰一切的社会里，个人的自由、尊严与人格都在市场交换的空间里迅速贬值，成为不值一文的符号，角力的世界肯定的是金钱、权力和资本的价值。在杜亚泉看来，这种恶性而不规范的竞争，最后导致的结果就是形成了一个丧失道德底线的“赌博社会”，这是一个贫富两极分化而人心空洞无归的畸形时代：“穷奢极侈挥霍如意者，皆赌博社会中之胜利者，妻啼儿号，贫不能自存者，即赌博社会中之失败者也。夺失败者之藜藿，以为胜利者之膏粱；褫失败者之衣褐，以为胜利者之文绣；竭失败者之精血，以泽胜利者之身；剥失败者之肌肤，以果胜利者之腹。吾侪之社会，乃间接的人将相食之社会。”正是基于对这样一种不义、朽败之社会的预感，杜亚泉体察到了传统中国的价值系统，在这样一个物欲横流的时代，有灌注新时代之必要。不同于当时新文化人全盘性反传统主义的主张，杜亚泉言说一种东西文明相调和的道路，将中国精神文明克己的德性，与西方文明（尤其是启蒙运动以来）奋斗的精神，两相结合，主张以西方科学对传统文化进行“现代的刷新”，反对极端保守派的深闭固拒，同时又主张对西方文明进行“相当的吸收”，但又反对盲目而完全的仿效，认为若如此，则会在精神世界节节败退，一无所守。杜亚泉将之命名为介乎新旧中西之间的“接续主义”。
可这种折中、温和而理性的接续主义（或曰调适主义），在天地玄黄狼突豕奔的时代，又有几人肯耐心聆听并理解？历史的阴霾挤压、盘旋在知识人的思想天空，几乎容不下过多的盘算与思量。可回头想一想20世纪革命中国付出的惨烈代价，以及迟延至今无从驱散的虚无主义，又会觉得杜亚泉仿若在历史的窄路颠踬行走的先知，虽难免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的孤单，但却娓娓道出了时下的我们不得不正视的“盛世危言”。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师)
《东方早报》 日期：2011年5月6日 版次：B11 作者：唐小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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