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33年7月到1937年7月的四年间，朱光潜一直住在这里，并与同住的梁宗岱共同主持一个“读诗会”。朱才华横溢，为人随和热情，课堂上对爱好文艺的学生非常有吸引力，又在北平好几所高校上课，社会关系网络异常广泛，同时又是归国留学生，同学故友遍北平，自从他入住这里以后，来访的同学、同事和学生络绎不绝，造成作为一个私人生活场所的慈慧殿三号门庭若市，为创制出一个文学公共空间准备了主客观条件。朱光潜在谈到组织“读诗会”的动因时说:“我在伦敦时，大英博物馆附近有个书店专门卖诗，这个书店的老板组织一个朗诵会，每逢周四为例会，当时听的人有四五十人。我也去听，觉得这种朗诵会好，诗要能朗诵才是好诗，有音节，有节奏，所以到北京后也搞起了朗诵会。”

从“读诗会”的空间形式和社会起源来看，一方面，“读诗会”所在的“慈慧殿三号”是一个非常具有中国性格的空间，是一个中国式的庙堂旁边的荒凉建筑，冷清、古怪而离奇，是最容易让人产生艾略特式诗请和中国印象的空间形式，而且朱首先是将其作为一个私人性的居住空间来体认的，另一方面，“读诗会”的灵感又是来自空间的主体——朱光潜在英国的留学体验和日常生活，可以说是“仿制”了伦敦的公共空间的形式，因此，可以说慈慧殿三号的“读诗会”是中西会通的公共空间。而在这个空间里活跃的知识群体大部分也是具有朱一样的知识背景，即既有传统中学的早期熏陶，又有西学的学院训练，对中、西两种生活方式都有切身的体验。在这里同样可以看见，朱的私人性生活与公共性活动如何在同一个空间里既分离又聚合。曾经参加过这个“读诗会”的沈从文在《谈朗诵诗》一文中回忆道:“北平地方又有了一群新诗人和几个好事者，产生了一个读诗会。这个集会在北平后门朱光潜先生家中按时举行，参加的人实在不少。计北大梁宗岱、冯至、孙大雨、罗念生、周作人、叶公超、废名、卞之琳、何其芳、徐芳诸先生，清华有朱自清、俞平伯、王了一、李健吾、林庚、曹葆华诸先生，此外尚有林徽因女士，周煦良先生等等。这些人或曾在读诗会上作过有关于诗的谈话，或者曾把新诗，旧诗，外国诗，当众诵过，读过，说过，哼过。大家兴致所集中的一件事，就是新诗在诵读上，有多少成功可能？新诗在诵读上已经得到多少成功？新诗究竟能否诵读？差不多集所有北方系新诗作者和关心者于一处，这个集会可以说是极难得的。”

参加这个读诗会的主体是北平各高校的教师和学生，是一些因为对诗歌有着共同爱好的文人群体，是一个完全自发性的聚会，可见，对于1930年代北平文学公共领域的构造来说，学院网络是一个重要的社会来源，学院提供了参与者、知识资源和文化视野，学院内的公共讨论也是“读诗会”等公共空间讨论的前奏和准备，而这样的公共空间又在打破和拆解学院壁垒所形成的封闭性，使来自不同院系、不同学校、不同阶层、不同地域的文人仅仅因为共同的爱好而凝聚在一起，平等地讨论，批判性地思考，形成了一个文学公共领域。1935年11月8日《大公报》文艺副刊的“诗特刊”创刊，每月发行两次。“诗特刊”由孙大雨、梁宗岱、罗念生等集稿，作者中有朱自清、闻一多、俞平伯、朱光潜、废名、林徽因、冯至、陈梦家、卞之琳、何其芳、李广田等人，作者群体几乎无一例外地来自“读诗会”，学院网络与媒介网络形成了良性的互动，促进了学院的创作活力，同时也保证了媒介拥有一个高层次的作者群体。学院的知识权力网络与媒介的话语权力网络结合在一起，构造了1930年代北平文学公共领域的制度机制。

以诗歌的创作、阅读、朗诵和批评为媒介，朱光潜就在一个简陋的空间里凝聚了1930年代北平最有才华的一批诗人和诗歌评论家，构造了一个古都里的诗意地栖居空间，这是一种高度活跃而富有生产性的心智生命的交汇。用阿伦特的话来说，此时此刻的“读诗会”展现的就是:“心智似乎能够战胜实在(界)；心智倾其全力让那些与生俱来即会变化的事物，不至于变得一无是处。它收集、再收集那些命定要消亡与被遗忘的事物。”诗意就是在幽暗的时光隧道里，对美好价值的召唤与回味，它闪烁着黑暗年代的微光，温润着这个群星璀璨的时代那些最敏感的心灵。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