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人献曝

　　“我们的民族信心必须站在‘反省’的唯一基础之上。反省就是要闭门思过，要诚心诚意的想，我们祖宗的罪孽深重，我们自己的罪孽深重；要认清了罪孽所在，然后我们可以用全副精力去消灾灭罪。”

　　——胡适

　　唐小兵 

　　胡适在1934年6月11日的日记中，曾透露他写作关于民族文化“信心与反省”系列文章的缘由：“写一长文，《再论信心与反省》。约四千五百字。我的《信心与反省》一文，引起了不少的反响，细看一班青年人的论调似乎中毒之深远过于我的预料，故不得不再论之。”所谓青年人的“中毒论调”是从胡适器重的一个年轻作者寿生（真名“申尚贤”，是一个来自贵州准备报考北大的知识青年）的来稿引起的。 

　　“寿生”在《独立评论》第103号上发表《我们要有信心》，面对国事蜩螗，人心惟危，甚至弥漫在社会上的“中国不亡是无天理”的悲观论调，提出“我们是还有生存权的”的主张。他首先指斥当时应对国家危机的两种社会心理，要么是“闭着眼拿什么五千年的古国哟，精神文明哟，地大物博哟来遮丑”，要么是“布满了卑怯、等死的哀鸣，好像中华民族只能靠人过活，永无翻身之日了似的。……这两种心理，都是妨碍新中国的产生的。前者，是惰于自树，固陋自限，以夸祖先的光荣为事，走上了‘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的绝路。后者，是丧尽自信，甘心媚外，得过且过，苟且偷活”。

　　如何解释中国文明作为一个悠久的传统在近代以后与日本截然不同的民族命运？寿生认为：“我们今日之改进不如日本之速者，就是因为我们的固有文化太丰富了。富于创造性的人，个性必强，接受性就较缓。富于模仿性的，接受性虽强，但创造力就有限了。日人今日之优于我者，就因其本来的文化根基极浅，模仿性强，能以全力接受外来文化，我们还在徘徊、比较、争论之际，她已尽量吸取了。”在这样一种为中华文明衰落论“辩解”的论述基础上，寿生进而对《独立评论》自1932年创刊以来的文化论述多有批判，认为其论述也是导致民族文化心理消极甚至低迷的一个诱因。

　　胡适在同一期的《独立评论》发表《信心与反省》，指出“寿生”所谓“我们是还有生存权”的信心是建筑在散沙上的，因而这种对于中国文化的信念是“虚妄而自大的”。胡适从历史的角度考察中国的文化传统，认为中国最富于生命力的时期往往是她善于模仿的时候，而不是“玄想创造”的时候。他说：“我们中国民族最伟大的时代，正是我们最肯模仿四邻的时代：从汉到唐宋，一切建筑、绘画、雕刻、音乐、宗教、思想、算学、天文、工艺，那一件里没有模仿外国的重要成分？……到了我们不肯学人家的好处的时候，我们的文化也就不进步了。我们到了民族中衰的时代，只有懒劲学印度人的吸食鸦片，却没有精力学满洲人的不缠脚，那就是我们自杀的法门了。”

　　胡适进而对中国文明独有的蔑视人权、戕害人性的现象进行严峻的批评：“试举一个例子：欧洲有三个一千年的大学，有许多个五百年以上的大学，至今继续存在，继续发展。我们有没有？至于我们所独有的宝贝，骈文、律诗、八股、小脚、太监、姨太太、五世同居的大家庭、贞节牌坊、地狱活现的监狱、廷杖、板子夹棍的法庭，……虽然‘丰富’，虽然‘在这世界无不足以单独成一系统’，究竟都是使我们抬不起头来的文物制度。”在如何重建民族文化自信这个问题上，胡适不同于鼓吹“中国价值”的那些文化复古论者或者中体西用的调和论者，而是主张深度反省的自责主义：“我们的民族信心必须站在‘反省’的唯一基础之上。反省就是要闭门思过，要诚心诚意的想，我们祖宗的罪孽深重，我们自己的罪孽深重；要认清了罪孽所在，然后我们可以用全副精力去消灾灭罪。”

　　一位署名“子固”的青年读者来信说读完胡适的文章后，夜不能寐而投书《独立评论》。他认为胡适在中西文化比较中，过于贬抑前者而高扬后者，他主张“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是维系并且引导我们民族更向上的固有文化，科学是外来文化中能够帮助我们民族更为强盛的一部分。”这卑之无甚高论。他进而认为清末以来的“西学东渐”和所谓新文化运动，既没有真正引入西方文化的精髓，又失落了传统文化的精义，结果是“走入迷途，堕落下去”。胡适对此很不以为然，而这种论述发生在青年人身上，更让其为文化界的全盘倒退深感担忧：“我要指出：我们民族这七八十年来与欧美文化接触的结果，虽然还不曾学到那个整个的科学工业的文明，究竟已替我们的祖宗消除了无数的罪孽，打倒了‘小脚、八股、太监、五世同居的大家庭、贞节牌坊、地狱活现的监狱、夹棍板子的法庭’的一大部分或一小部分。这都是我们的‘数不清的圣贤天才’从来不曾指责讥弹的；这都是‘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固有文化从来不曾‘引导向上’的。这些祖宗罪孽的崩溃，固然大部分是欧美文明的恩赐， 同时也可以表示我们在这七八十年中至少也还做到了这些消极的进步。”

　　胡适也不以历史进步而沾沾自喜。他认为：“不过我们的‘向上’还不够，努力还不够。八股废止至今不过三十年，八股的训练还存在大多数老而不死的人的心灵里，还间接直接的传授到我们的无数的青年人的脑筋里。今日还是一个大家做八股的中国，虽然题目换了，小脚逐渐绝迹了，夹棍板子、砍头碎剐也废止了，但裹小脚的残酷心理，上夹棍打屁股的野蛮心理，都还存在无数老少人们的心灵里。今日还是一个残忍野蛮的中国，所以始终还不曾走上法治的路，更谈不到仁爱和平了。”这种理性的文化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胸怀，值得今人深思和回味。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师）

　　《东方早报》　　日期：2011年9月7日    版次：B12    作者：唐小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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