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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早报》唐小兵:十字街头的塔

2011年10月28日

  唐小兵 

  

  在1930年代的北平文艺圈,周作人可以说是一个“精神领袖”式的核心人物。他的周围聚集着当时一大批优秀的文人、学者,如俞平伯、废名、孙伏园等人。这个圈子的交往模式与林徽因、金岳霖等人的交往大异其趣,与这两种具有浓厚西方色彩的“公共交往”迥异的是:周作人等的交往更带有传统文人的特性,通过聚餐、尺牍、唱和、听曲、逛旧书店等方式建立一种日常性的联系,这种联系又显得非常随意和自然,不像金、林等人的交往时间和沟通模式是相对固定的,而是兴之所至而任意相往来。如果说金、林等所形成的交往网络更多的是侧重智慧和知识的话,那么周作人等人的交游注重的是心灵的契合和趣味的重叠。新文化运动后的周作人发生大的逆转,到了1930年代开始宣扬“闭户读书论”,注意“生活之艺术”,在对古书、民俗等的把玩中品味生活,这种闲适的生活方式和趣味吸引了诸多的追随者。

  事实上,1925年发表在《语丝》周刊上的《十字街头的塔》就隐含了周作人的这种“社会转向”,从一个新文化运动的“流氓鬼”转型成一个文质彬彬的“绅士鬼”。他在这篇短文的结尾这样袒露其心曲:“别人离了象牙的塔走往十字街头,我却在十字街头造起塔来住,未免似乎取巧罢?我本不是任何艺术家,没有象牙或牛角的塔,自然是站在街头的了,然而又有点怕累,怕挤,于是只好住在临街的塔里,这是自然不过的事。只是在现今中国,这种态度最不上算,大众看见塔,便说这是智识阶级(就有罪),绅士商贾见塔在路边,便说这是党人(应取缔),这也没有什么妨害,还是如水竹村人所说‘听其自然’,不去管它好罢,反正这些闲话都靠不住也不会久的。老实说,这塔与街本来并非不相干的东西,不问世事而缩入塔里原即是对于街头的反动,出在街头说道工作的人也仍有他们的塔,因为他们自有其与大众乖戾的理想。总之只有预备跟着街头的群众去瞎撞胡混,不想依着自己的意见说一两句话的人,才真是没有他的塔。”这个时期的周作人还没有彻底学院化,还没有建筑起自己的“象牙塔”,但他也不愿意完全生活在“十字街头”的喧嚣中,他“怕累,怕挤”,他只能在“十字街头”的繁华中建构一座心灵的“象牙塔”,也即在出世的实存中保留一份超然的情怀,明净地观照和赏玩这个世界。

  如果说在1920年代的周作人尚且在出世与入世、愤激与平和、学院与社会之间游离不定的话,那么到了1930年代,他性格中澹泊、宁静和疏离的面向越来越突出,谈论时事、典故、民俗的随意舒展中隐含的是在“文化的向度”中向自我内心世界的开掘,并且将自然、人生与社会的情趣灌注到这种动态的过程之中。周作人将日常生活作为一个审美化的进程,由此,短暂的、破碎的、繁杂的“日常世界”便与一个永恒的、辽远的、深邃的“文化世界”对接起来,正是在这个对接的过程中,周作人的社会网络自然地伸展,与诸多诗友、同好的唱和、交游赋予了日常生活网络一层“文化的光斑”,这种光斑所营造的气氛、感觉造就了一个更加稳固的“塔”,安顿了周作人与其朋友们的灵魂。

  正是这种价值系统的魅力,凝聚了一大批崇尚精神自由的知识分子,他们在日常世界的频繁交往中“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在一种审美和观照的态度里沉溺在当下的可以把捉的文化世界的精神里,相对于“遵命文学”的泛滥也不失为一种“沉默的反抗”。学者高恒文曾撰文分析这个知识群体的社会学特征:“他们或在北大任教,或毕业于北大而在北平的高校任教,清一色的学院中人。周作人是这些人的文学前辈,并且曾经是他们中许多人的老师,如俞平伯、废名、梁遇春等。《骆驼草》的创刊标志着1926年以后在周作人身边形成的一个以周作人为中心的文学集体在30年代初中国文坛上的第一次公开露面。”

  其实,周作人并未如其所称的那样隐逸与颓废,《新青年》时期的那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卓然独立精神,仍旧在隐蔽地延续,只不过以前的反抗可能更多指向政治权力的压抑,而如今则大多指向随波逐流谄媚大众和舆论的平庸之流。这一点在其1930年3月18日为天津《益世报》写的短文《中年》亦可窥见。他如此直抒胸臆:“我决不敢相信自己是不惑,虽然岁月是过了不惑之年好久了,但是我总想努力不至于“惑”,不要人情物理都不了解。本来人生是一贯的,其中却分几个段落,如童年,少年,中年,老年,各有意义,都不容空过。譬如少年时代是浪漫的,中年是理智的时代,到了老年差不多可以说是待死堂的生活罢。然而中国凡事是颠倒错乱的,往往少年老成,摆出道学家超人志士的模样;中年以来重新来秋冬行春令,大讲其恋爱等等,这样跟着青年跑,或者可以免于落伍之讥,实在犹如将昼作夜,‘拽直照原’,只落得不见日光而见月亮,未始没有好些危险。我想最好还是顺其自然。”街头的群众也罢,青年也好,都是1920年代政党力量崛起、主义喧嚣以后,在中国社会权势熏天的势力,革命者往往迎合这两者来汲取社会力量,而这在退隐回内心城堡而海阔天空的周作人看来,却是一种“神圣化的媚俗”。“塔”在周作人及其交往的朋友圈子中,其实就成为内心自我的表征,在革命洪流的淘洗之下,他们都是这种不被意识形态化的自我的消极守护者。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师)

 

    《东方早报》    日期:2011年10月28日    版次:B09    作者:唐小兵
    链接:http://epaper.dfdaily.com/dfzb/html/2011-10/28/content_546010.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