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晓光
格外关切社会底层生活
徐中玉作为中国文艺理论界著名学者，其文论的独特底蕴和风貌特征首先在于心系“师范教育”。
现代“师范教育”有两方面独特性：一是主要任务为培养中小学教师，师范大学主要培养中学教师；二是政府资助并给予学生减免学费等优惠待遇。这两个独特性表征了现代民主理念的基本要求：大量培养教师是普及教育或开启民智所必需；减免学费则保障了贫寒子弟也可能享有高等教育。
《徐中玉文论自选集》明显区别于同专业其他文论著作处正是在于，格外关切社会底层生活与人才培养所特有的问题。这种关切是如此自觉持久而直言不讳，以至该《自选集》中几乎每一篇都可以读到通常可能被认为逸出“文论研究”范围的论述。鉴于这个特征迄今鲜为学界重视，下面略述若干片段：
1979年《发扬艺术民主，促进创作繁荣》：“群众生活在社会的底层，……为了吃饭、谋生，每个人都得劳动，干个营生，总是有所专精。单独的一个人在某些方面已经要比饱食终日的剥削者高明许多。”因此，文艺领域中的专家学者们应该“把自己当作群众的代言人，而不是群众的主人、‘下等人’头上的贵族”。
1983年《文须有益于天下——纪念顾炎武逝世三百周年》：“顾炎武文论就其中心思想来讲，无非要求人们写诗作文，一定要对广大穷苦百姓的命运，对政治改革，起有益作用。”
1985年《中国文艺理论中的形象和形象思维问题》：“应该通过风雪花草之物的描写，对国家大事、生民疾苦，有所讽喻。有生动的形象，又有较深的寓意，作品才可能有较高的意境和境界。”
1987年《重印< 刘熙载论艺六种>序论》：刘熙载文论的最可贵处在于，从“吉凶与民同患”、“己富而能济人之贫”的民本思想出发，提出“代匹夫匹妇语”的文学主张，推重表现他们“饥寒劳困之苦”的诗篇。
1992年《中国近代文艺理论的发展》中，高度评赞晚清一位学者文论中的“一个难得的卓见”，这个卓见是：“昔人称为文宜师圣贤，吾谓若吾人者，且师工农可也。”
2001年《今天我们还能从< 论语>择取到哪些教益》强调：孔子思想的主要贡献在于他的“民本、民生思想”方面。孔子所言“吾不如老农”、“吾不如老圃”，表明他对底层劳动者相当敬重，“想不到我们今天敬称‘老农民’、‘老工人’、‘老师傅’之类，几与孔子的称法极其相像。”
在中国当代文艺学领域，如此长久一贯地重视“民本、民生”，如此频繁执着地强调文艺家必须关注“广大穷苦百姓的命运”，《徐中玉文论自选集》至少堪称为数不多的代表性论著之一；就中国古典文论研究界而言，管见所及，更可谓是罕见其类的唯一特例。
无论对徐中玉文论思想这一特征如何评价，它无疑比较切近学生来源多为贫寒家庭者的师范大学的教学语境。它与“师范教育”的基本理念和原初目标也是十分贴近：师范教育最初发端于民众教育，“民众教育是对大多数人民的教育”（华东师范大学首任校长、教育学家孟宪承语）；而“大多数人民”无疑包括徐中玉文论所关注的“广大穷苦百姓”。徐中玉文论的这一特征之所以较少受到文艺理论界的普遍重视，原因之一可能在于，“师范大学”的特殊语境问题为非师范重点大学之学者们难以深切感触到。
然而徐先生文论的这一思想特征之原因也是缘于他本人出身贫寒的艰难求学经历。从《自选集》可以读到作者自述：“家里没有一亩地、一间屋。母亲来自农家，不识字，父亲以中医为业，过的是清贫生活……”他早年读小学和初中是靠亲戚资助，读高中选择师范科是因为可以免费入学，读大学报考的是“比较省钱”的国立大学。“这种家境对我有深刻影响，我的人生道路就是这样开始一步步走出来的。”如果说中国高等师范教育目前依然必需关注并承担落后贫困地区的人才培养任务，那么徐中玉文论所蕴涵的独特关怀无疑不啻具有中文专业的“师范”之义。
“师范学校”是现代汉语外来词，其西语语源“normal school”直译可为“平常学校”等。然而汉语“师范”早见于中国古典诗文，其本义是学习模范或师法典范。例如扬雄《法言·学行》：“师者，人之模范也”；《北史·杨播传论》：“恭德慎行，为世师范”；《全唐文》更有“耸动乎群伦，师范乎四方”、“想见高风，师范之尊”等。古典汉语“师范”之义提倡立志高远，向一流的前贤典范学习，这一重要内涵显然是近代西语“normal school”之类所没有的。并且，古典“师范”所推重的主要是诗文领域中的典范，尤其是集中表现于诗文作品中的人格典范。而徐中玉文论的思想资源主要是古典诗文，其《自选集》的另一显著特色正是继承发扬古典“师范”之义的人文教育。其中突出表现之一是向“人之模范”学习的励志教育。
例如《文须有益于天下》（1983年）中推重“民族志士顾炎武”，强调其人生最可贵处在于“志切兼济”，高度评赞其“虽然是‘穷而在下位者’，也应该负起庄严责任”的文学主张。“立志”甚至直接作为徐中玉文论标题的关键词，《入门须正，立志要高》（1981年）认为：“这一传统的艺术创作经验对我们今天仍有用。我们‘正’是什么？‘高’在哪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社会主义理想的实现，谈‘正’谈‘高’，当然都离不开这根本的两条。”显然可见，古典文论中的“立志”被提炼升华为现代中国师范教育的关键词与核心价值之所在。
艰难求学经历的深刻影响
然而徐中玉文论的“立志”教育并非空讲大道理，而是具有师范教育的切实针对性。一般而言，“穷而在下位者”的切身问题首先是谋生。对于较多来自贫寒家庭的师范大学学子们而言，高远志向既可能成为其激励学习的动力，也可能事实上流于不切实际。换言之，“穷而在下位者”的学子们在高远志向与实际处境之间的选择，会面对不同于优裕家庭出身者的特殊困惑。因此，徐先生以拳拳之心而频频强调“立志高远”，至少意味着他殷切期待贫寒学子中也可能出凤凰。《重印< 刘熙载论艺六种>序论》（1987年）再度阐释文学上的“师范”之义是：“志不在温饱”、“以天下为己任”。
然而徐先生也并非抽象一概地宣讲“以天下为己任”，他还看到了另一面。《< 应用文写作课>应如何发挥教学作用》（2000年）中指出：“高远有高远的意义，通俗有通俗的妙用。”能够学成专业之长，有能力解决自己面对的现实问题，乃至有能力“济众人之急”，也是对社会“有益的贡献”。与此互文足义的是，《论语导读》（2001年）中他对“立志”问题作了个性鲜明的独特阐释：孔子既景仰“圣人”理想，也推重“善人”境界，更肯定“成人”目标；其要义“乃在逐渐从过分理想化、抽象化的思维走向了生活实际”；如果学生们经过努力而“各有其优长才艺，加上礼乐修养，可许为成人了。”——这个“成人”的基本尺度对于师范大学的大多数学子而言，无疑是有普遍针对性而切合实际的。
徐中玉文论更有师范教育的“体贴”性（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杜宪成教授语），其格外体贴的也正是“困学者”。《论语》中将学习者划分为四等级：“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徐先生的质疑焦点是：“为什么要把‘困而学之者’放在第三档？从精神上说，困而能学，更不容易。也许因‘困学’的条件很差，限制了能力的发展，影响到学习的水平，才被放进了‘又其次’的一档？但是如果困学也达到了‘学而知之者’的同样水平，放低一档我看既不必要也欠公平了。”这个质疑在迄今《论语》注释文献中是唯一。然而徐先生更为“最下一档”的“困而不学”者们的辩护词：“过去在文化专制的社会里，岂非绝大多数的人就因连生存权也难保，才被剥夺掉受教育的权利，无法求学的吗？”如果说这个辩护包含着“同情的理解”，那么它也是基于辩护者本人的家世经验。作者在十年前的《忧患深深80年——我与中国20世纪》自述有：“两个姐姐都只读完初级小学便辍学在家，给袜厂摇洋袜，挣的钱只能培植我这个男孩。”
然而徐中玉本人的教育生涯却是以孔子为师范：“孔子一辈子是‘诲人不倦’，终其一生‘以求其志’、‘以达其道’的。……这种积极用世、尽其能力、贯彻始终的人生态度，对我国后世的志士仁人如司马迁等等有深刻的影响。”——这应该也是徐先生的夫子自道。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文汇报》 日期：2011年10月31日 版次：11 作者： 陆晓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