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当代史的研究热潮，方兴未艾。领风气之先者，即有华东师范大学的“中国当代史研究中心”。该中心麾下的杨奎松、韩钢、沈志华、冯筱才等人，皆堪称一时之选。近日我读到了该中心主编的《中国当代史研究》（以下简称《当代史》）三辑，深觉此书在史料利用、问题关怀、史学笔法等方面，可圈可点，有诸多值得借鉴之处。
中国当代史研究者面临的最大困难恐怕是史料,同时，由于年代较近，民间仍存有大量私人收藏物，如书信、日记、传单等，资料既多又杂，浩如烟海。这种既匮乏又丰富的悖论性现状，也曲折地反映在《当代史》中。该书既大量利用了诸如《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这类由权威部门出版的“常规”史料，又有《竺可桢日记》、回忆录、口述史等极富民间气息的史料。
史料有直接、间接之分。一般说来，除非迫不得已，研究者都会以直接史料为重。从《当代史》看，研究者大量挖掘了上海、陕西、成都等地档案馆的第一手档案资料。我认为，这一点对建设中国当代史的学科学风意义不容小视。中国当代史虽然是一门新兴学科，但它与“中共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等学科的渊源却很长。《当代史》中有近十位作者的文章直接与上海有关。学者的个人眼光之外，这恐怕与上海市档案馆资料相对开放有关。人文科学的发展，与研究环境的开放、透明、宽容，是密不可分的。这一点已经被历史一再证明。
阿克顿认为史学就是“收集历史资料的艺术”，傅斯年更直截了当地说“史学即史料学”。但假如没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取舍的眼光，那么再多的史料也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虽皓首穷经，亦难有终了之日。三辑《当代史》中的选文以上世纪50年代为重，尤可看出学者的史识修养，对史学潮流的把握。对50年代在当代史中的特殊意义，高华认为，这首先是因为50年代是当代史的开端，从50年代起步，不仅是研究时序展开的需要，更重要的是从50年代初或从更久远处开始的一切，仍在以不同方式深刻影响着当下，今日中国之结构，框架，均奠定于此时期。其次，注重50年代和60年代初，还因为自那以后的年代距今天仍然较近，某些事情还在发展中，研究者在主观感情上、认识上、资料上，仍需沉淀，而50年代，“已慢慢隐身于历史厚重的帷幕之中，成为渐离渐远的过去。”
《新民晚报》 日期：2011年11月27日 版次：B6 作者：李寅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