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的两个观念和150年历史
杨国强(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教授）
从19世纪开始的中国近代化或现代化，以社会转型来界定，其过程到今天还没结束。150年来，我们常常因历史而改变思想，因思想而改变历史，其中，19世纪产生的自强、富强的观念，曾经影响19、20世纪的中国人，还得继续影响21世纪的中国人。
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逼出了中国人的“自强”意识，并在中西的对比中由“自强”演化为“富强”。可见中国人讲“富强”，一开始是自觉、而不是自愿的。从19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中国在两次对外战争中一败再败，知道用中国人的办法对付不了西方人。这就说明中国人讲“富强”，始终在和西方对比。中国人讲制造、航运、电报、铁路、开放、纺织，都是对西方逼迫的回应，中国正是借此获得了近代化的历史起点。之后，“富强”贯穿革命和改良，成为150年历史变迁的中心观念。
1895年中日战争的失败，使中国的自我形象一时破碎，而后，从西方传入的天演进化之说以及由“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派生出来的古今新旧之争四播天下，成为普遍自觉意识，并在19世纪后期的“危局”和20世纪初的“残局”中引导了急迫的变法改革。其间因果，又使天演进化成为历史变迁里的另一个中心观念。
一百多年，“富强”、“进化”观念互相支撑，中国人用“富强”解释“进化”，用“进化”解释“富强”，使之成为中国转型过程的核心观念，并改变了中国本来的观念。“富强”的主体是国家，促成了民族至上、国家至上。20世纪的多灾多难和颠沛当中，正是国家至上，凝聚支撑了我们民族。
同样，进化论也使中国人知道了发展和进步，以及世界潮流的概念。一个曾经以中庸和守成为常态的民族，之所以成就了现在的思维方式，很大程度上都是进化论改造的，进化论已经融入我们的历史精髓。
回顾150年历史，可以看到这两个观念的影响。同时，这两个观念也给我们带来了今天要面对的种种问题，其中最显著的，就是国家至上，导致民本和民生的边缘化，给中国转型造成困难。国家至上不可能不带来国家权利的扩张。今天常常感慨社会衰落；从历史追根溯源，其实是由来已久的。
19世纪末期开始，中国人就在寻找榜样。辛亥革命以法国、美国为榜样。以外国为榜样曾经促使中国的变迁，但是以外国为榜样，本质而言，就是中国的问题跟着西方的理论方法走，不可能不留下矛盾。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人讲“摸着石头过河”，而30多年后，“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成为讨论非常热烈的话题。至少说明中国人用自己的办法解决问题，得到世界公认。
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从国家至上，重新回归了人类作为历史发展中心的地位，这不仅使我们同传统连接起来，而且重新解释了“富强”和“进化”的目的和意义。从这两点来看，我们今天的转型确实进入到一个新阶段，一个非常可以期待的阶段。
历史是不能割断的，对历史要经常反思。我们延续历史、反思历史，可以多一点自觉，从而多一点自由。
文军(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教授)
“三农”问题与城市化议题的核心，就是农民的最终出路问题。长期以来，我国农村城市化战略分成了三个阶段：首先是职业转变，离土不离乡；其次是地域转移，离土又离乡，人口从农村引入城市,实现人口城市化；三是角色转型，使农民在社会属性上真正转变为城市市民。从发展前景看，城市化不仅是户籍和职业身份转变和居住空间转移，更是农民社会文化属性的转变和各种社会意义的重构过程。以非农化和人口城市化为重点的农村城市化战略如今面临巨大挑战，新的战略转型必须充分考量城市化的本质涵义，并从人的社会角色转变的角度来进行城市化意义的重构。
《文汇报》 日期：2011年12月5日 版次：10 作者：杨国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