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定凯
顶着诺贝尔化学奖评委成员、欧洲科学基金会主席等光鲜学术头衔， 瑞典生物化学家伯尔蒂·安德森（Bertil Andersson） 于2007年来到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出任教务长一职；2011年，伯尔蒂·安德森从全球约650名候选人中脱颖而出，成为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历史上首位外籍校长。在解释为何他愿意从欧洲来到一个亚洲国家担任学术领导人时，伯尔蒂·安德森在不同场合强调了这样的观点：在欧洲，人们热衷于对知识经济高谈阔论，而新加坡人却在践行这一理念！
翻开伯尔蒂·安德森的个人履历，我们发现，无论是他所从事研究领域的前沿性，或是快速升迁的学术生涯、丰富多彩的学术事务工作，无不印证了这位科学家身上崇尚“变革”和“速度”的气质。在安德森担任南洋理工大学领导人的这些年，学校的多项国际大学排名指标（特别是工程领域）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提升，成为世界上成长最快的大学之一。在英国QS大学星级排名系统中，南洋理工大学在所有项目中均获得了最高分，而仅仅在十多年前，新加坡的几所大学还是教学型的。
新加坡无疑成了安德森实现其学术新梦想的地方。但“安德森现象”并不是独立的。它是世界学术中心逐渐从欧美国家向亚洲地区转移、学术人力资源流动日益多极化趋势的一部分。美国、欧洲、亚洲三地学术人力资源和知识的相互流动态势日趋明显。多元文化的社会环境、 优越的学术基础设施、富有创意的学校发展战略、可持续的政府支持等因素，为一些亚洲国家和地区的高等教育提供了独特的发展机遇。
以新加坡为例，英语优势和“外国友好”的社会文化，吸引了大批留学生和外国学者来到新加坡就读和工作。目前，在新加坡大学里，60％以上的研究生、80％以上的博士生和一半以上的教师都来自国外。在新加坡“全球校舍计划”指引下，到2015年那里大学接纳的留学生将比现在翻一番。国际化已经越来越成为新兴国家的大学获得发展机遇的必经之路。同时，我们看到，伯尔蒂·安德森给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带来的，不仅是作为个体的国际一流学者的光环和象征意义，更有新加坡国际学术网络扩展的现实价值。安德森利用其与世界范围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密切关系而建立的高等研究院，即是其中一例；而学校“2015战略”中五大科研目标的提出，也与安德森开阔的国际学术视野密不可分。
与许多西方国家遇到经济不景气而削减大学预算形成鲜明对照，新加坡政府最近推出了一项在未来20年向大学提供40亿美元的配套资助计划，帮助本国大学建立各自的捐赠基金，以使大学在不过度依赖政府投资的情况下，保持长期的可持续发展。近年来，韩国、日本、中国大陆、台湾、越南、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的政府，也在积极倡导发展一流大学和学科的资助计划。面对风云变幻的社会经济环境，来自政府的稳定资助和政策推动成为大学发展的可靠保障。
“安德森现象”对中国政府和高教界具有多方面的启发意义。面对风起云涌的亚洲各国高等教育改革和大学地位的崛起，我们不应该只将眼光盯着欧美的大学制度和文化，而应该多多研究我们亚洲邻居的大学校园里所发生的事情，虚心地向它们学习成功的经验。为此，政府部门需要更多鼓励大学与亚洲其他国家学术界的交流和人力资源流动。这方面的一个新近例子是：2010年中国、韩国和日本三国共同启动了类似欧盟Erasmus计划的“校园亚洲”（Campus Asia）项目，该计划旨在增强东亚三国大学间的合作及学生流动。我们期待中国大学更多地倡导和参与类似的双边和多边学术交流项目。另外，除了顶尖高校的国际强强合作，我们还应该反思数量更庞大的普通大学如何向世界高教界的“后起之秀”学习。毕竟，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成功，不可能只靠个别精英大学来实现。
在高等教育国际化方面，成功吸引国际学者短期来华工作或许并不困难，但是要吸引类似伯尔蒂·安德森的高级人才，来华长期从事高级职务，却困难重重。这方面一个更加令人不安的现象是：即使那些留学归国人员，我们的大学文化也在迫使他们“再适应”不健全的学术环境，却不能以更加包容的姿态给他们（其实也是给大学自己）以发展空间；对于更加纯粹的外籍学者，他们在中国大学谋求发展的难度就可想而知了。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允许安德森按照他的思路，对学校各项制度进行自主改革，表明了一种灵活开放的学术文化。着眼未来，能够吸引并留住包括大学校长在内的高端国际人才，应该成为衡量我国学术制度环境改善的重要标准之一！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教授）
《科学时报》 日期：2011年12月8日 版次：B2 作者：侯定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