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年前的1992年春天，邓小平同志乘专列视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为改革开放注入了强大动力，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思想先导。为纪念“南方谈话”发表20周年，上海市社联日前举行专题理论研讨会。本报今天发表部分与会专家学者的发言。
 

　　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

　　赵修义

　　在亲历了20年的巨大变化后，今天重读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一方面深感其重要和远见，另一方面也觉得需要在总结20年经验的基础上，更加全面深入地理解和把握“南方谈话”的精神，从“谈话”中汲取智慧，为解决我们面临的新问题做出新探索。
　　由于人们所处的解释学境遇不同，对于“南方谈话”丰富内容的关注重点也会有所不同。当时最为关注的是“发展才是硬道理”，“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要抓住机会，现在就是机会”等等。现在读来，倒觉得谈话提出的根本问题还是“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说了一句“狠话”：“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死路一条”。其中最关键或最困难的是“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如何有机结合起来，做到“两个坚持”。这是我们今天仍然要去探求的问题。
　　当然，不同时期的探求重点是不一样的。如果说，1990年代初期最主要的问题是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合理性寻求辩护，为市场导向的改革开辟道路并寻求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的恰当途径，那么到了世纪之交，问题的重心就开始转到如何直面市场改革带来的诸多问题，尤其是如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社会主义不可或缺的目标——共同致富，如何坚持社会主义的文化发展方向，建立起维系社会的道德纽带。
　　这里既有操作、对策上的许多问题有待实践家去解决，也有思想、观念和学理上的问题有待理论界研究。
　　以对市场经济的认识为例，我们在市场改革初期，大量引进西方市场经济的许多做法，在学界则是大量引进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说。这是必要的，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有益的。一时间，经济学成为显学，而自由主义的经济思潮则被视为主流经济学。但是有些主流经济学家秉承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帝国主义，把这种经济学说推广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其中尤以“经济人”假设最为流行，几乎被用来解释各种社会问题，甚至用于解释全部历史，包括市场经济并不发达的中国古代的历史。在政策主张上就是把全盘市场化当做解决所有问题，包括社会问题的灵丹妙药。在公共政策领域，把本不该市场化的许多公共服务领域推向市场化和产业化。与此同时养成了一种功利主义的决策思维模式，一切以“经济效率”为出发点和归宿。学界有些人为此做出论证，比如有论者认为唯有效率才是值得追求的。社会主义不可或缺的“公平正义”、“共同致富”被推到了遥远的未来，最终把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提出的世纪之交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的论述有意无意淡化了，导致社会问题大量积累，贫富分化趋势长期得不到扭转。
　　在精神和道德层面，自由主义的泛滥使得社会上弥漫着拜金主义风尚。这种风尚又同传统文化中的不良基因结合起来，就如荀子说过的那样以“势荣”取代了“义荣”，讲究的就是“爵列尊，贡禄厚，形势胜”；“唯富为荣”，将财富的多寡作为“成功”的唯一标志；“唯贵为荣”，一味讲究等级身份，使得“官本位”的等级观念被强化；“唯名为荣”，不择手段追求知名度；“唯奢为荣”，为显示财富、地位和名声而崇尚奢侈，比富斗阔，以物傲人。凡此种种颠倒了荣辱，败坏了社会风气，弱化了社会的道德纽带。
　　近年来又出现一个新情况，就是期望用返回计划经济时代的做法来解决新问题。有些舆论竭力美化计划经济时代，好像那个时代是如何如何的公正，风气是如何如何的美好。其实，只要是在那个时代生活过的人都会明白，那个时代不仅存在普遍的贫困，而且身份等级的划分是何等的严格！现在为公众所诟病的城乡二元体制就是在那个时代建立并日渐固化的。当今城乡和贫富差距拉大的趋势久久不能解决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实行了几十年的二元体制根深蒂固。而在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各种等级特权制度的惯性也是当今钱权结合难以遏制的重要原因。因此，革除这些弊端，仍然是坚持改革开放、坚持社会主义所必需的。
　　这些问题有待于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在学理、观念上加以进一步澄清，以便为探索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社会主义、坚持改革开放、并把两者有机统一起来提供学理支撑。这也正是我们理论工作者所应担负的责任。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研究员）
 

    《文汇报》    日期：2012年1月16日    版次：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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