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记者 徐寿松 李柯勇 叶锋“工漂”倾向对新生代农民工和用人单位都有不利影响，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政府、企业、社会和农民工自身一起努力3年时间，7个城市，10份工作——这是来自安徽省宿州市灵璧县的90后农民工魏胜一的打工履历。“这根本不是打工，更像是旅游。”家人这样评价他。高中毕业后出门打工这三年来，他足迹遍及广州、深圳、宁波、萧山、上海、合肥、泉州，工作横跨制造业、零售业、餐饮业等。最长的一段工作时间不到5个月，最短的只有一星期。

在以80后、90后为主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中，这样的“工漂族”并不是个别现象。专家分析，就业“高流动性”与“短工化”是“工漂族”的典型特征，这也成为近年来用工荒愈演愈烈的一个重要原因。

 

大多还没想好真正想干啥

少小离家的 “工漂族”，有着怎样的就业心态？记者发现存在这么几类：其一，“盲目尝试”型。今年春节后，安徽阜阳的90后农民工彭良从上海一家快递公司辞职，想跟着老乡去学厨师。这是他两年多来在上海的第四份工。他说，不断换工作，一是对目前的收入不满意，其次是想趁着年轻多在几个行业里学习技术。不过，他告诉记者，目前还没想好以后要干什么。

其二，“一心赚钱”型。山东菏泽的王美今年没回老家过年：从去年腊月十三到今年正月初十的20多天里，他以临时工身份在上海一车企做车间钳工：“除夕之前每天110元；大年初一至初三每天330元，初四至初八每天220元，夜班工资是每班55元。”打一个“春节工”，净挣4000元，他感觉很值。

其三，“着眼长远”型。“城市毕竟不一样，收入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机会多、发展空间大。”来自安徽省亳州市利辛县的王帅帅告诉记者。父亲在老家做生意，家境殷实，但高中文化的王帅帅还是选择到大城市“见世面”。

 

不想再像父母在农村种田

“这样漂来漂去像个游民，毕竟不是长久之计，我也渴望有固定的工作和生活，但不管怎样，我不想再像父母这一代人那样在农村种田了。”90后农民工魏胜一说。

事实上，农村也已经没有留置新生代农民工的物质依托。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的一份报告显示：16—25岁的 90后农民工中，41．4％没有承包地、36．4％没有宅基地；26—30岁的 80后农民工中，35．4％没有承包地、33％没有宅基地。调查显示，在15—30岁的农民工中，无务农经历者高达55％。

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文军说，新生代农民工对农村和土地的感情要更为淡漠，在城里安居乐业已成为他们新的憧憬。

不再觉得“就该吃苦耐劳”记者调查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诉求非常多元，打工的目的绝不是单一的“挣钱养家”。其职业诉求与现实境遇存在四大落差。

落差一：当前农民工的实际工作强度较大，与其期望值存在巨大落差。

问卷调查显示，被访农民工中，42．2％的人每天实际工作8小时以上，48．6％的人每周需要加班，有10．8％的人每周加班时间在16小时以上；而期望加班的人却只有11．2％。期望越高，失望越大。“太累”成了继“收入”之后、农民工对工作不满意的第二因素，比“没前途”的负面影响还大。

 

精神层面需求远高于父辈

落差二：新生代农民工对精神生活的需求丰富多元，而现实较为单调。

与老一代不同，新生代农民工对精神层面的需求远高于其父辈。来自云南楚雄、26岁的祝森平在江苏昆山的一家电子厂打工，他抱怨说，单位从未组织过集体活动，工作之余的主要娱乐就是上网，“不开心”。不少新生代农民工渴望能“过得更多彩”；但调查显示，农民工所在单位经常组织集体活动的不到20％，多数人娱乐除了上网，就是聚餐、看电视、打牌。

职业“短工化”地位难提升

落差三：新生代农民工提升职业地位的意愿比较强烈，而现实中，其职业流动呈现“水平化”。

成为创业者和管理人员是很多新生代务工者的意向，但农民工就业的“短工化”同时还伴随着职业“水平化”，即无论是在用工单位内部，还是通过跳槽在用工单位之间转换，其职业地位都难有实质性的提高。调查显示，超过三分之一的农民工在上一份工作期间，在薪酬待遇、技术等级、管理地位等方面没有新的收获，在职业地位上获得提升的少之又少。

落差四：逐渐脱离土地的新生代农民工已开始将自己的未来放在城市，但严格的户籍制度和高昂的生活成本阻碍着他们的城市梦。

新华社与公众网的联合调查显示，在以21—30岁务工者为主体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中，65．3％的子女长期在老家，长期在身边的只有33．1％，而子女在务工地读书的就更少有了，只有13．7％。

“短工化的‘工漂’倾向对新生代农民工和用人单位都有不利影响，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政府、企业、社会和农民工自身一起努力。”上海农民工联席会议办公室负责人赵建德说。帮助新生代农民工真正融入城市，正日益成为一个重大而迫切的问题。

（据新华社上海2月8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