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刚过，“新工荒”成为社会各界关心的话题。

日前，新华社“新华视点”专栏联手国内最大的务工在线职业介绍服务平台工众网，于春节前后就中南、西南、华东、东北、华北和西北6大区域、18个省市的农民工的就业流向问题进行了专项调查，回收有效样本1217个。调查结果显示农民工已由“单向度输出”转变为“多向度流动”；就范围而言，招工难正从东南沿海向中西部城市蔓延；就持续性而言，区域性、结构性工荒已经常态化。

节后的上海劳动力市场上比较多见的现象，一边是对工资有更高期待却又不具备太多技能的农民工，一边是不愿为低技能岗位支付高薪的企业。虽然节后不少上海的制造企业对薪水的提高有10％，但与农民工的期待相比，仍然有一定的差距。另外，随着各地对劳动力需求的增长，以往农民工的“单向输出”已转变为“多向流动”，过去的农民工输出地成了输入地，输入地反而成了回流地，农民工就业市场进入一个新阶段。

要拿高薪须有资质经验

“在‘用工荒’的大背景下，农民工的心理价位确实有所抬高。”闵行区来沪人员就业服务中心负责人蒋卫堃坦言。

在闵行区来沪就业服务中心登记的信息里看到，像英华达这样的大型制造型企业，登记的普工起薪也只是1380元左右，而加上各种津贴，加班费等，大多数企业最终也可以给到一个“勤奋”的员工2500元左右的月薪，这与农民工的心理预期仍然有差距。

今年，不少农民工看来，每个月3000元左右是比较合适的收入水平。“虽然一些企业可以给员工提供住宿，但是有相当一部分农民工是拖家带口在上海打工，必须租住房屋，同时有一些农民工是老乡集体来沪，有自己的社交圈和生活圈，也不愿意被圈在并不熟悉的宿舍床位中。”闵行区来沪人员就业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张弘明表示

“但是，一般不会有企业可以对一般的普工开到这么高的月薪。”一名资深职介工作人员对早报记者表示，企业一般都会以底薪的形式，这个底薪的数字一般不会超过2000元。3000元并非拿不到，只是需要承担相当多的加班量和工作要求，一些黑中介会向求职的农民工承诺月薪3000，但实际到企业上班后会发现并不可能很轻易地拿到这个数字。

普陀区外来劳动力管理中心负责人陆先生表示，要拿到高薪，首先要有正规的职业技术证书，来证明你确实有相应的资质，其次要有一定时间的大型企业工作经验，即使达到这两条，企业也不可能一下子给出很高的薪水，当然如果这名技术工人可以实际工作业绩来证明自己在企业中的主导作用的，拿到8000甚至1万并非不可能。

然而，事实上这样的技术工人是非常稀缺的。“有些农民工说自己是电工、焊工，可是却一没有证书，二没有足够的工作经验。”张弘明坦言。

一些企业已陷恶性循环

据了解，由于从去年7月开始，上海外来人员社会保险由综保向社保过渡，企业为每个外来劳动力投入社保的成本由原来的200多元上升到500多元，这意味着用工成本实际上已经隐形提高了。另一方面，由于欧美订单的减少，加上国内消费动力不高，企业的效益增长减缓，一些企业盲目大量生产。因此现阶段看，企业要大幅提高工资确实有一定的难度。

在“新工荒”背后，集中暴露出两对主要矛盾:企业利润处于下降通道，员工工资的增长诉求处于上升通道，前者无法满足后者；作为城市常住人口的进城务工人员渴望获得市民身份，平等享受城市公共资源，而“半截子”城市化下的城市“新二元结构”，阻碍了这一诉求的实现。眼下，东部地区一些企业可谓“内外交困”:外部，欧债危机蔓延，全球经济复苏进程缓慢，带来出口大幅下降；而本币升值又进一步侵蚀了有限的利润空间；内部，各种成本上升，企业赢利能力下降，已无法满足工人对工资刚性增长的需求。一些企业陷入“招工不足——开工不足——效益下降——无力招工”的恶性循环。

上海明天纺织制衣公司总经理徐仁明表示，他在上海宝山和苏北泗洪办了两家制衣厂。由于原材料、土地、资金等成本大幅上涨，加上国外市场不景气，企业利润率逐年下降。一年2000万美元的销售额，但利润只有300万元人民币。为招工，公司不断提高待遇。目前宝山工厂的一线工人工资已增加到每月3000元左右，还管吃住，社保也和当地接轨。“在目前的赢利水平下，这个薪酬水平短期内已到临界点，再也涨不动了。”因为招工不足，企业的产能只发挥了70％~80％。

比表象更值得关注的是“新工荒”背后的信号:处于下降通道的企业利润无法满足农民工刚性增长的工资需求之间的矛盾、城市“新二元”结构阻碍农民工“融城”梦想实现之间的矛盾，导致眼下新生代农民工“高流动性”突出，“短工化”趋势明显。这与区域经济发展带来的中西部民工回流产生叠加效应，加剧工荒感。

二线城市“截流”明显

目前，在求职的人群中有越来越多20多岁的年轻人，他们对工作的期望值远远与他们“吃苦耐劳”的上一代不相同。“他们不会只满足于每天拼命工作来赚取工资，他们需要有自己的精神世界和业余生活，而工作的收入和休息时间要能够满足他们的需要。”一名职介机构工作人员分析说，这也对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工作机制提出了挑战。

事实上，造成“招工难”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正是是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的“短工化”。新华社的调查显示，被访农民工中，38.2％的人在最近一个单位工作时间少于一年，25.8％为1－2年，仅有17.4％的人超过4年。清华大学“农民工就业趋势研究”课题组的最新研究结果也显示，1980年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其上一份工作的时间、每份工作的平均时间等均明显短于上一代农民工，其职业“高流动性”、“高脆弱性”十分明显。

在这种大前提下，二线城市对年轻劳动力的“截流”较为明显，蒋卫堃告诉早报记者，现在像安徽的合肥这样的省会城市的工业园区，技术工人的月薪拿到3000至5000元的也有。“一般性，如果两地月薪差距在800元以下，那么农民工从经济利益上就应该选择留在当地了。”蒋方堃分析，因为无论是从经济收入，还是个人生活的角度考虑，留在当地就业的有利性都更高一些。

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文军认为，随着各地对劳动力需求的增长，以往农民工的“单向输出”已转变为“多向流动”，过去的农民工输出地成了输入地，输入地反而成了回流地，农民工就业市场进入一个新阶段。

在一些长年在劳动力市场的人员看来，从大趋势看来，劳动力的减少将成为大趋势，这也将迫使劳动密集型企业逐步淡化和退出像上海这样的城市，同时走上一条以技术工人为主导的企业发展道路。“欧洲走的也是这样一条路，这也是上海转型发展的必然方向。”普陀区外来劳动力管理中心负责人陆先生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