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中国哲学史座谈会” 中国学术界思想界的一桩大事
赵修义
粗看起来，1957年1月由北京大学哲学系主办的“中国哲学史座谈会”仅仅是一所大学中的一个系科举办的一次以“中国哲学史”为主题的学术会议。对这次会议，学界少有研究，好像只是北大哲学系的一件年代久远的家事。其实不然。
单从哲学界来说，院系调整时凡留在大陆的哲学名家几乎全部集中到了北大哲学系，1956年夏才在另外几所大学开设哲学系。而这次会议，根据保存的档案披露，实际上是在中宣部和中国科学院哲学所直接指导下举办的。会议的主题是“中国哲学史”，但是讨论的中心却是哲学史的方法论，尤其是50年代被奉为“金科玉律”的日丹诺夫哲学史定义是否正确。唯心唯物之间的关系问题，在今天似乎已经意思不大，然而，在建国以后的30年间则是哲学上学术上思想上最为重大的原则性问题。参与会议的不仅有中国哲学史的教师和研究人员，有外国哲学史的专家，时任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的胡绳与艾思奇等马克思主义的名家也都与会发言。座谈会提出的问题，涉及中国哲学学术的走向。1958年，由时任中央研究室哲学组组长的关锋挑头开始对这次会议进行“清算”，给座谈会扣上了“哲学史研究中的修正主义”的大帽子，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此后20年间中国哲学的走向。
1956年4月28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总结讲话中指出：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5月2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正式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5月26日，时任中宣部长的陆定一在中南海召开的知识界会议上作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他明确指出：“在人民内部，不但有宣传唯物主义的自由，也有宣传唯心主义的自由。只要不是反革命分子，不管是宣传唯物主义或者是宣传唯心主义，都是有自由的。两者之间的辩论，也是自由的。”为什么要给唯心主义以宣传的自由，如何看待唯心主义等等题目，最先就是从这里引申出来的。
此后，中宣部为贯彻“双百”方针采取的示范性或试验性的举措，最主要的就是组织了两次会议。一次是中宣部科学处负责筹备、由高教部和中国科学院出面组织的“遗传学座谈会”，于1956年8月举行。另一次就是“中国哲学史座谈会”。
或许会问，“遗传学座谈会”是由两个部级单位出面组织，“中国哲学史座谈会”仅由一个处级单位出面组织，怎么能与前者相提并论呢？其实，从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便可以看出：从1956年9月开始就连续报道了北大哲学系开设唯心主义课程，举办“新实在论”等西方哲学讨论会之类的消息；10月连续刊发了朱伯昆、郑昕、冯友兰三篇长文。会议一结束，马上就刊登了朱伯昆写的长篇会议综述。接下来的三个月连续刊发会上五篇长篇发言及邓初民回应关锋的文章，还对5月份由哲学所等单位召开的哲学史工作会议连发三篇报道。当时，《人民日报》才8个版面，为这次座谈会给出如此多的篇幅，透露的是高层的重视。
1957年3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做“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后，《人民日报》全文刊登了冯友兰在全国政协全会上的长篇发言。冯先生把“中哲史座谈会”作为百家争鸣的一个成功案例向政协委员们说明为何不应怀疑“百家争鸣”的方针。《人民日报》用浓重笔墨刊登这篇发言，从一个侧面显示了高层的态度。
如果说，选择遗传学作为自然科学界“百家争鸣”的试点与对苏联学术的教条主义批判有关的话，那么，选择中国哲学史座谈会作为学术界“百家争鸣”的“试验田”，其意蕴更深。因为上世纪50年代的哲学始终处于意识形态冲突的旋涡。无论是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还是对《红楼梦》研究中的资产阶级倾向的批判，以及对胡适、胡风和梁漱溟的批判，问题都可以追溯到哲学上来。对人文学术界的老知识分子来说，在唯物还是唯心主义的问题上是否有一个明确态度，就成为衡量其思想是否进步的标准。而哲学史界集中的恰恰是一批像冯友兰这样的老知识分子代表人物。
两年之后，“百家争鸣”被界定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家的意识形态斗争。冯友兰在全国政协作公开检讨。这个长篇发言，同1957年3月的那篇发言一样全文刊登在《人民日报》上。仅此就足以说明，“中哲史座谈会”的前后境遇，其实正是中国学术生态变化的集中体现。这次会议乃是共和国学术史思想史上的标志性事件之一。
这次会议的前后不同境遇涉及到理解和贯彻“百家争鸣”方针需要处理好的一些重大问题，如“百家争鸣”与学术自由的关系，“百家争鸣”与反对教条主义的关系，“百家争鸣”与知识分子文化担当的关系，等等。这些经验教训，对于我们按照十七届六中全会的决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好地贯彻“双百方针”，必将提供有益的启示。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研究员）
《文汇报》 日期：3月5日 作者：赵修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