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许多经济学家的经历促人深思。

    18世纪五六十年代，法国经济凋敝，在内外科医学方面都颇有造诣的宫廷御医魁奈毅然放下了手术刀，花甲之年开始转而研究经济问题。他后来撰写的阐述社会再生产理论的 《经济表》是经济学发展史上的一座丰碑，其明显受到医学上的人体神经网络图和血液循环原理的启发和影响，以至于奉行传统研究方法的经济学家在很长时期内竟无人能真正读懂它。这昭示，跨学科研究有时会绽放学术奇葩。

    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写作鸿篇巨制《国富论》之前，专程前往法国和瑞士等国考察。在学术巨匠云集的巴黎，经常与伏尔泰、爱尔维修、狄德罗等哲学大师及魁奈、杜尔哥等经济学家交流。斯密在相互讨论中获得了思维的拓展和认识的升华。许多经济学家和哲学家后来都不得不承认，斯密的 《国富论》是经济学与哲学的交响。它诠释了一条学术规律：跨学科和跨国交流常常会收到曲径通幽的奇效。

    斯密在平时的研究中留下了许多文稿，但他认为这些文稿还不够成熟，担心留下来会贻误后人，所以在他去世的前一天，他将所有文稿付之一炬。这些文稿中包含有怎样的经济思想永远是一个无法解开的谜了，这就是经济思想史上的“斯密文稿之谜”。文稿的被毁固然可惜，但斯密对学术近乎苛刻的负责认真无法不令后人敬仰。

    李嘉图与马尔萨斯在许多经济问题上的观点相左，争论激烈到经常近于争吵，但这丝毫不影响他们之间的友情。在证券投资上长袖善舞的李嘉图，后来甚至义务充当了马尔萨斯的证券交易经纪人。从1811年至1823年李嘉图辞世的12年间，他们留下了170多封信函，里面谈论最多的是经济学。他们相互批评又相互欣赏，相互吸收对方的观点又富于弹性地坚持自己的基本理论准则。在这段传世佳话面前，文人相轻的现象显得是多么猥琐。

    经济学上常有这样的奇象，经济学家本人并没有意识到其著述中某一思想的深刻性，却会在很长时间后被其他人拂去历史的尘埃，还其熠熠生辉的特质。譬如，斯密在分工问题上的相关论述被后人称为 “斯密定理”。半个世纪以后的1928年，经济学家杨格将 “斯密定理”称为全部经济学文献中最有阐述力度的成果之一。杨格在斯密的思想基础上作了进一步的补充，但遗憾的是，杨格的卓尔不群的论述长期被忽视，直到上世纪70年代末才被重新关注和发掘。于是，经济学上有了“斯密—杨格定理”，这一定理对于分工自我演进内生机制的揭示至今被认为无人能出其右，以至于当代最时髦的经济模型之一——“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模型”也被认为不过是为这一定理披上数学外衣而已。

    异曲同工的是，科斯在1937年发表的论文 《企业的本质》中，提出了一个长期被人们认为很无聊的问题：生产为什么需要企业？并尝试作出了回答。该文长期孤寂地站在人们的视野之外。直到几十年后，经济学家才发现它的价值。该文帮助科斯在1991年登上诺贝尔经济学奖领奖台。这些故事揭示了，经济学家有时必须忍受孤寂和冷落，立即招来掌声的著述未必经得起岁月的考验，暂时无人喝彩的学术思想也许光耀在后。

    现代货币学派的鼻祖弗里德曼1977年为一个经济理论电视系列片撰写解说词，弗里德曼夫妇后将解说词修改整理出版，书名为 《自由选择》。由于对经济理论的论述简洁易懂，该书广受欢迎，比他们写的任何一部书都畅销。由此可见，经济学家有时应该走出书斋，经济理论有时也应该具有普通民众可以接受的话语结构和表达方式。真正高水平的经济学家常常是公共媒体的活跃分子，如萨缪尔森、蒙代尔等人，当然，活跃分子未必是高水平的学者。

    卢卡斯是现代理性预期学派最著名的代表人物。他的前妻认为他今后很可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所以要求在离婚协议上写明，如果卢卡斯在1995年底前获得诺贝尔奖，她要分得全部奖金的一半。研究预期理论的卢卡斯却没有对自己的获奖作出理性预期，竟然签字答应了。后来，卢卡斯于1995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他不得不践诺。人们不能因为卢卡斯在现实日常生活中的 “笨拙”，而否认他在学术研究上的高深造诣。这一案例告诉我们，尽管人们经常期望理论研究和现实操作是相通的，但这毕竟是两个不同的领域。

    然而，这之间的藩篱也并非不可穿越。另一个相反的案例是，凯恩斯不仅在经济理论上傲领风骚，而且在英国财政部工作期间表现出非凡的行政组织才干，在巴黎和会上显示了政治家的独到眼光，作为英国代表团团长在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谈判中则展露了外交家的素养。所以，经济学家对自己要有正确的认识，社会对不同的经济学家也应该有不同的评判坐标和功能性定位。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商学院副院长、教授）

    《解放日报》    日期：2012年3月24日    版次：5    作者：叶德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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