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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早报》:“道德重建中官德示范不可或缺”

2012年05月17日


万俊人

1958年生于湖南岳阳,清华大学哲学系系主任、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伦理学会会长。主要研究伦理学和政治哲学,著作有《萨特伦理思想研究》、《现代西方伦理学史》、《寻求普世伦理》、《正义为何如此脆弱》等。


  “我们还需要信心,需要信仰,信心是克服困难、摆脱困境的首要条件。我们内在地需要精神信念和信仰的支撑和引领。保持信仰及信仰对象更重要,也即是说,信比不信好,信比仰更关键。”

  昨日,清华大学哲学系系主任、中国伦理学会会长万俊人在华东师范大学主题沙龙“中国信仰论坛”上,作了题为“我们为何依然需要信仰?——从伦理学的视角看转型期的中国社会信仰重建”的讲演。讲演由华东师大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李向平教授主持,由华东师大党委书记、哲学系教授童世骏担任评论人。

  公务员阶层应在道德

  重建中扮演关键角色

  讲演开始,万俊人即指出我们所面临的道德困境,需要我们重建道德和社会伦理秩序。而从根本上说,在现代中国社会,重建道德伦理首先需要重建社会的信仰体系和人们的信念,同时也需要建构健全有效的社会法制秩序。

  “只有当我们能够真正仰望‘头上的星空’(康德语)并同时俯畏‘脚下的法规之路’,我们的道德才能最终坚实地而非虚构地、普遍地而非孤立地、可以有效践行地而非空洞说教地建立起来。我们的道德必须‘顶天立地’!这里所谓的‘天’即是宗教或信仰;而所谓‘地’者则是基于现实生活的法制规范,也就是早期制度经济学家康芒斯所说的‘显型制度’。立于天地之间并‘法天’‘养地’,我们心中的道德才能真正确立,而被康芒斯归类于‘隐型制度’之列的社会伦理秩序才能真正值得我们确信和践行。”

  万俊人认为,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中的道德困境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首先是社会诚信的普遍缺失,社会基本的信任度受到质疑。其次是社会公平正义问题日趋严重且解决乏力。公平正义是社会秩序和长治久安的基础,基础不固,社会发展就不可能维系和持续。再次是公共权力存在的腐败问题及其对整个社会思想、价值观念和道德信念的消极影响。腐败的本质即公共权力或公共资源的私有化或私人资本化。

  在社会日趋公共化的重大转型期间,公共权力或公共资源及其公共运用的正当合法性尤其受到公众的关注,其影响(正负两面)尤其突出。万俊人教授结合传统中国的政治实践与道德生活,指出公务员阶层应该在社会道德重建中扮演关键角色。

  “在传统社会里,社会的信仰体系和道德引领常常是通过公共权力和权力者的公共示范来实现的,现代公共社会这一特点虽有不同内涵和方式的改变,但另一方面也许变得更加重要和关键。因为,公共制度的效能始终需要通过公共人物的公共行动来体现。官德示范和公共领袖(文化的、经济的和政治的)示范不可或缺。”他说。

  最后是人与自然关系紧张导致人类道德伦理和信仰体系的缺陷日益明显。他引述法学界学者如北大朱苏力、香港科技大学苏基朗等的抱怨:中国当代的法律文化是有法无天。“‘天’就是我们所说的信仰。因为‘无天’,致使我们对自然世界已然缺少必要的敬重。工具主义和实用主义是我们对待自然万物的现实态度。这样的方式既非好的社会发展方式,亦非好的思想价值和文化道德方式,对我们的信念或信仰重建更是不利:缺乏外在敬仰是难以确立内在精神信仰的。”

  社会问题不能

  只靠理性和行动解决

  在万俊人教授看来,造成道德困境的根源众多,主要有几个方面的因素,一是社会转型期的必然效应。万俊人认为,中国当代社会转型的基本特征是“火车加速拐弯”(跨越式、加速型、步骤不充分的矛盾遗留和积压),风险增大,成本增高,包括政治、经济、文化、道德和环境等方面的风险和成本。

  二是“后文革”时代社会意识形态和理想价值观念系统的重建任务一直未能完成。旧的信仰体系坍塌了,新的没有建立起来。

  三是近代化以来,商业主义大潮所带来的社会世俗化后果:从天上跌落人间的喜悦与代价。“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曾经豪迈地宣称:‘我是凡人,我只求凡世的幸福!’可是今天的人们却只能感叹:作为凡夫俗子,我们拥有的只是肉体的幸福,却没有心灵和精神的安宁。现代人类的灵与肉分裂。”万俊人说。

  四是后现代主义的冲击。“我们还没有熟悉现代社会,却已遭遇后现代的冲击:消解崇高和任何精神、权威、规范的约束,我们每一个人将如何面对生活世界和未来?个人并不强大,更不坚强。狮子尚且选择并依赖群体生存方式,人类个体又能怎样?人和人性的脆弱应当始终铭记和思考,否则人就会独自称大,实际却会陷入孤寂和无助。现代人的无奈和无聊正源于此!现代人应该学习蚂蚁和蜜蜂。”

  面对如此严峻的道德困境,我们应该何去何从?万俊人教授认为,现代人类社会、尤其是当代中国社会存在的问题并不是仅仅靠我们的理性认知能力和行动能力就能解决的。“我们还需要信心,需要信仰,信心是克服困难、摆脱困境的首要条件。这么说,我的意思是:我们内在地需要精神信念和信仰的支撑和引领。保持信仰及信仰对象更重要,也即是说,信比不信好,信比仰更关键。”

  《东方早报》  日期:2012年5月16日    版次:B3    作者:田波澜

     链接:http://www.dfdaily.com/html/150/2012/5/16/792433.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