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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师大战疫讲述㉙|“对经历的反思,才是财富。”

2022年06月01日 疫情防控

  柯政,国家教育宏观政策研究院执行院长,教授。4月24日进驻普陀校区。随着疫情防控工作总体取得阶段性胜利,今天听他分享这段经历。

  我是4月24日来到普陀校区的。学部房建军书记觉得我家里任务重,尽量把我往后排。她没说,但我知道。不过,我家俩女儿听说我要住学校一段时间,倒颇有兴高采烈的样子。原因嘛,我也知道。


校外的战疫任务同样艰巨


  对我来说,进校就是换了一个“战区”。3月10日起,教育学部教学管理团队就已经进入了战时状态。这个学期教育学部共开设了300门本科生课程,254门研究生课程。500多门课程,一门门联系,制定各种预案。其间,还有为期近一个月的研究生招生工作。这段时间以来,教务条线和招生条线天天紧绷着。

  我们的大批教师,也是如此。他们为了让已经在寝室里封控了2个多月、身心俱疲的学生们,学得更愉快一些,学得更扎实一些,也是想尽办法,用尽招数。

  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确保课程教学顺利进行,保障大学的“基本盘”“大本营”。除了把课上好,教育学部很多院系所都按照学校要求持续开展“组团指导”。我自己是按照教育学部课程系的要求,跟雷浩老师、石雨晨老师一组,固定在每周三晚上,把各自指导的博士生、硕士生和本科生,约在一起,二三十人,开着摄像头,聊聊天,开开玩笑,讨论讨论学术问题。

每周三开展组团式指导


大家庭中的生活谈不上多辛苦


  入校之后,除了做些搬运物资、维持秩序等志愿者服务之外,学校给我安排了一些任务。

  先是从4月28日起,跟孙庆、李峰、毛柳笛三位老师一起组建了河西片区4舍的工作小组,先后在河西片区三位片区长潘靓老师、王长波老师、杨艳琴老师的领导下开展工作。5月7日起,学校又安排我接教育学部开放教育学院书记赵健老师的班,先后在河东片区长方媛老师、房建军老师的领导下,负责文附楼观察点的一些协调管理工作。5月19日,文附楼观察点最后一位学生结束观察回到寝室。

  客观地说,就工作本身而言,虽然事情不少,但谈不上有多辛苦。

  这首先是因为经过“老兵们”前期的艰苦战斗,整个战疫局面大为好转,各种运行秩序已经建立。作为“新兵”基本上按部就班就行了。其次也是因为我得到了几个片区和相关工作组,特别是教育学部“兵团”的强有力支持。这两天,教育学部在校参加战疫的教师就有27位,分布在河东、河西、丽娃、白玉路、同普路五大片区。算人次,那就更多啦。有这样的支持体系,解决我工作中遇到的那点事,真可谓“那都不算事儿”

河东片区部分教育学部教师工作后合影


困难时期更见真章 学校的危机治理片段


  在学校的这段时间,我看见了、听到了、经历过了很多令人感动的人和事。这些感动是艰苦战斗过程中最温暖人心的东西,激发了很多人战胜疫情的信念和力量。

  但战疫的布局,不能靠感动,还是要靠机制,靠治理水平

  所以,我就开始观察这个问题。也是想更全面、更立体地了解学校在面临紧急状态下的治理机制,我这段时间还不断找人聊天(有时候会被自诩为“访谈”)找房建军、潘靓、黄瑾等管理经验丰富的老师聊,找沈晔、童愈亮、董盈盈、董镕等经历过“大场面”“老兵”聊,找姚一洁、柳叶、杨德全、白雪源等最前线老师聊。有的还反复聊。

  聊的内容是五花八门的,但我想了解的其实就是一个问题,那就是怎么处理“万一”和“一万”的关系。这可能是最考验领导智慧和责任心的一个问题,也是最能体现治理水平的一个指标。对“万一”没有研判,真出现问题,手足无措,这肯定不是好的治理。但同样,为了避免理论上的“万一”,先把现实中的“一万”牺牲掉,也不是好的治理。


有没有提前预判各种“万一”


  我因为负责文附楼隔离点,每天都参加了普陀校区的专班工作会议。在会上,各工作组和各片区会汇报每天情况,各种可能的风险和问题都会被提出来,上海市其他高校的情况也会做一些简单的通报。

  有一个小细节我记得很牢:有一天会议,某位老师“冷不丁地”地提出了一个问题,戴立益副校长马上把问题转给相关负责校领导,这位校领导几乎是在“零延迟”的情况下,马上做出回应。连续数月,每天开专班会,学校领导保持每时每刻的精神集中,这一方面确实不容易,但另外一方面,也让我们更加放心。


“万一”出现后要能不能及时解决问题


  对“万一”的处置越有效,对放开“一万”的自信就越高。

  河东片区有一次就是出现了这样的“万一”,片区内学生体量最大的7舍出现了核酸检测异常的问题。一方面,重点楼层的学生需要紧急转运江苏,另外一方面,学生“足不出户”之后的物资供给保障也要进行。对于这场“恶战”“遭遇战”,我没有参与,但有多个亲历者从不同侧面给我讲述了其间的惊心动魄,但我最关心的其实是学校的应急处置能力。

  那天晚上刚好下着滂沱大雨,河东片区刚刚克服各种困难把学生组织好,准备上车,突然传来消息,1辆大巴因突发状况无法执行运送任务,一批学生滞留无法运走。在那个全市运力都紧张的时候,要在半个小时之内临时再调来1辆大巴,这是非常考验学校的应急处置能力的。

  物资配送也一样,“刚出异常病例,但还要给楼里学生配送物资,我们心里也是有点慌的”,但就是这个时候,在片区的干部、教师们做好严格防护义无反顾地进到7舍,一层层地给学生搬物资。搬完后,很多寝室的窗户都打开了,就是为了说一句“老师,谢谢你们”

为学生搬运物资上楼的教师队伍


是否努力避免因为“万一”而牺牲“一万”


  出现了“万一”的事情,总是让人心烦的,损失很大,自然也是不可避免。但是不是为了避免“万一”,就牺牲现实中的“一万”呢?不同的决策者,不同的情境下,是有不同的选择的。

  在我负责的文附楼观察点,但凡学生或者其他老师有提交上来需要我决定的问题,我内心都会权衡一下这个“万一”和“一万”的问题。在专班会议上,戴立益副校长也是经常请有关部门去研究“这条限制是否可以解除”。在我看来,也是在权衡“万一”和“一万”的关系。

  大难兴邦,这不是说灾难能够让国家兴盛,而是对灾难的产生及其应对的全方位反思,才会让国家兴盛。

  我在校内、校外两个战区的战疫经历,不是我的财富;能够成为我财富的是,我对这些经历的反思。

  我相信学校也是一样的。



来源|普陀校区河东片区 文|柯政 图|讲述者 编辑|余苏宁 吴潇岚 编审|郭文君 吕安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