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agining the World——History and political uses of Geopoetics
报告人简介
托马索·维索内（Tommaso Visone）是林克大学（Link University）政治思想史副教授、罗马第一大学（Sapienza University of Rome）殖民与去殖民化政治思想兼职教授，同时担任意大利国家研究委员会（CNR）人口与社会政策研究所的研究员。他最新出版的著作是《作为哲学家与政治思想家的阿尔贝·加缪：谦逊的激进性》（Albert Camus as Philosopher and Political Thinker: The Radicality of Modesty，帕尔格雷夫·麦克米伦出版社，2024年）
讲座内容介绍
地理是由定义（为一个地方或空间划定边界）和命名共同构成的。命名还涉及提出与某个地方相关的意义（例如“中国”，即“中央之国”，世界的中心；又如“拉丁美洲”，即拉丁民族居住的美洲），以及确立某种权力等级。当然，为一个地方命名、界定其边界和意义，从而确立其身份，既非常规之事，也非中立之举。这是关乎权力的事情，既可以作为权力的象征，也可以作为权力的体现。例如，唐纳德·特朗普持续且往往荒诞地试图重新命名海湾、湖泊、海洋、海峡、建筑等等。 存在有一种能够强加特定意义、空间定义和名称的权力，我们可以称之为“地理创造”或“地理诗学”（geopoietics），它运作于一个权力场域中，沃尔特·米尼奥洛（Walter Mignolo）将这一场域称为“知识的地缘政治”：即定义事物是什么以及评价它必须遵循的认识论的等级秩序。但在此之前，每次我们想要重新定义一个空间及其意义时，都必须首先发明、创造，然后重新发明、重新创造一个名称和一种意义。在希腊人之前，欧洲在哪里？在马蒂亚斯·林曼（Matthias Ringmann）和马丁·瓦尔德塞米勒（Martin Waldseemüller）之前，美洲在哪里？在桑卡拉（Sankara）构想它之前，布基纳法索在哪里？诸如此类。 这种如今在其创造潜力上被低估的，提议、想象、定义和重新定义地方的名称、意义和边界的能力与倾向，曾经是并且仍然是一种基本的知识和人类活动，我们可以称之为“地理诗学”或“地理创造”（geo-poetic）。这种活动不仅有其历史；至少在西方，它还有着自身自我意识的历史。我想简要地介绍这一常被遗忘的活动、其自我意识的历史，以及它在团结世界方面的潜力——在当今地缘政治行为体之间冲突不断升级的时刻，这些地缘政治行为体在被“地理创造”活动塑造之前，曾首先被想象为“地理创造”的现实。
